军中大姐——怀念我们的老连长尚均平同志

       那天，我在告别厅里，像16年前吻别母亲那样吻别了我的老连长。

　　我没有姐妹，而且生性孑然，但在我18岁，我的人生之旅开启之际，我遇见了均平姐姐，半个世纪以来，也许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寻常姐妹间那种的闺情蜜意，但情志与灵魂相伴以往，直到我跟我的前导队战友们向她致以最后的军礼。

　　今年，是我们75年兵参军入伍的50周年。

　　50年前的那个年末，一个飘着雪花的下午，我跟年级里几位参加过征兵体检的女同学，被学校“政工组”的崔老师从课堂上叫出来，带进了团委会议室。崔老师说，是部队接兵的领导和干部战士要与大家见面座谈，叫我们不必拘谨，尽情表达出自己的参军意愿就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均平大姐，只见她“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朴实的容貌，正力的形体，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的粉妆与修饰；四个兜儿的“国防绿”加身，朴素中不乏睿智、坚韧和威严。崔老师向来者介绍过我们的班级和姓名即适时地离开了，大姐微笑着看向我，我却小兔般忐忑着躲开了她的眼睛。然而，她那清晰果断又亲切和蔼的谈吐却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了我，此前我曾深深地崇拜过女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和女医学家林巧稚，而今这位端庄正气的女军人竟然瞬间代位，成为我心底里关于新中国女性气质与风采的标准形象。神往的力量令我一改平日里遇着大庭广众就羞涩难当的怯懦，四目以对，竟也能够侃侃而谈。在打过诸如“我们是铁道兵，我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我们的部队风餐露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到时候可不许哭鼻子！”的预防针后，那位接兵领导似乎与均平大姐略有默契，随即一声：“姜文玉起立，去把你们崔老师叫来！”便决定了此生——我那即光荣又多舛，却也至今无怨无悔的军旅生涯。

　　我们的新兵营，在今北京西四环外，田村路与旱河路、玉泉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西北角现田村小区南部。那时，田村山南是铁道兵12师的教导队，山下是队部、礼堂兼伙房、家属院和大操场；山腰两三级平台上是十几栋整齐的老式砖木营房，山上绿荫茂然，但1975年的核桃应该是被我们后来的前导队女战士，从青咯楞就偷偷地馋嘴到了基本绝收。那时，北京的冬天也曾白雪皑皑，滴水成冰，但“冬练三九”的新兵蛋子们在大操场上操枪列队时却是不允许戴手下帽耳的，我曾被冻得起泡开花流黄水。有一天，卫生员照例把我带进连部处理冻疮，正好撞见时任新兵连指导员的尚大姐从里间屋出来，见我耳朵上手上被纱布裹得滑稽，忍不住笑出了声，说：“小姜啊，你看你这副熊样儿，要不是你们学校坚持送你，我当初根本就不想要你，你看你同学，人家小慧那个小身板，甲级甲等，你连乙级都勉强；你得不负众望，把自己搞得结实一点儿，将来搁哪儿都得是个扛得住的战士，像个咱们老铁的兵！”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天学校里的“座谈会”到底是个什么幌子。

　　然而，也正是尚指导员的那一番开诚布公，彻底解除了我在她面前的生疏和拘谨。我们住一排房，用一个露天的水泥盥洗池和一间旱厕，渐渐地我知道她生于1946年，比我整整大10岁；跟我一样，她也是家里的长女；她的父亲是铁道兵副参谋长：家住玉泉路铁道兵机关大院。而我在她面前则是透明的，她了解我的一切，乃至星期六晚上我站在漆黑的露天水龙头前望着城里阑珊的灯火悄然地抹了一把眼泪的时候，她竟站在我身后，说：“想家啦？没出息劲儿，赶紧回去睡觉吧，小心感冒！”她也曾前仰后合地席地而坐在射击训练课间休息的新兵堆里，学着当年正在热映的一部朝鲜影片《一个护士的故事》里的一个经典片段，喊着：“上等兵姜莲玉——到！”拿我开心，而我却从她那温和的目光，爽朗的笑声中看到了我自己的“不负众望”，听到了她那声“像个咱们老铁的兵”的肯定和赞许。

　　大约1年前，我见原《中国铁道建筑报》（原《铁道兵报》）主任编辑，著名的“铁道兵文物收藏家”梅梓祥在他的公众号上，以记述铁道兵女兵的名义推出的几张老照片中，有一张1975年5月，我们前导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入场镜头，引发了我的不禁感怀。

我给梓祥留言：“刚看了你今天发布的“女兵”，其中有一张我当新兵时的照片，让我想起了原铁道兵兵种首长尚志功同志。首长去逝时，我曾受命部分原基建工程兵首长前往玉泉路原铁道兵机关协助讣告、吊唁等事宜，首长走得早，令他的老战友老同事们非常痛心。照片第三排第一位是首长的长女尚均平，当时尚大姐是我们“第三届全军运动会前导队”的队（连）长，而我及队列里部分北京籍战士是她接的兵。1975年3月新兵训练结束时，当年铁道兵直属及驻京部队和东北、西南两个指挥部，共计三个新兵连的新训女战士，经过身高、体重、队列与身体素质等各方面的严格遴选，集结到我们北京的田村山南，在总参和仪仗队官兵的专业指导下进行方队训练。当时，我们那120多号女兵是代表铁道兵接受该任务并代表全军完成该任务的；后来又被当年“北京国际游泳友好邀请赛”和“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任用，直到国庆节后才解散回到各自老部队。将近50年了，我一直把自己在1975年的这段特殊经历视作最后的毛泽东时代谨记在心；而令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就是我们老连长的父亲，咱们铁道兵转改铁道部工程指挥部时的第一任指挥长。当时尚参谋长曾经亲临田村山南看望正在刻苦训练的女战士们，不仅为我们解析示范，还带队进行过行进训练。骄阳下，正当挥汗如雨，老前辈朴素谦和又威武严正的作风举止，令全场干部战士肃然起敬。从此，尚参谋长就成了我心中关于铁道兵的永远的形象和表率。至今，每当与我们的老连长相聚，我仍然能从尚大姐朴实亲切的笑裔中看到老首长的音容笑貌。”

　　前日，听到噩耗，延利即驱车带着我和春玲赶赴老连长在顺义北京东方太阳城的家。春玲翻出我的上述留言，说连长不久前在法国的女儿家看到了你在梅梓祥名下的这段感言，她说你写得很准确，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楚，但她问“鸭绿江”是谁？哦，我黯然，都怪我离群索居，跟老连长也是多日未曾联络。但令我感到些许安慰的，是春玲已经及时告给她：那就是姜文玉啊，就是咱们三班那个朝鲜族的“上等兵”！连长一听就乐了，说她正在准备回国，争取“八一”，全都喊过来好好聚聚。

　　然而，她刚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猝然地……。

　　姐夫和女儿怀着万分悲痛接待了我们，我们不忍心久坐，确定了隔日八宝山“兰厅”事宜即起身告辞。不想姐夫却抱出了一大包瑞士莲LINDOR交给我们，说回国前，你们大姐特意去超市里给你们挑的，收下吧！

　　搂着后车座上那一大包五彩斑斓的巧克力球，我茫然而漫无目标地将眼神挪向窗外。我们身着74式裙装，脚下穿着白色的塑料凉鞋，手上戴着白色的针织手套，整齐地列队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北广场北入口的大门外。我们的队伍从第一排第一个最高，到第十二排最后一个最矮，个头基本都在1米6到1米75之间，连长是我们第三排，也就是我们三班的排头兵。那个年代，官兵一致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120顶镶着红边的无檐帽下，冷不丁的你还真就看不出年龄大小，分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战士。我们在田村山南的大操场上踢了整整俩月正步，脸晒得黢黑，被各大军兵种过路的运动员戏谑为刚从非洲“坦赞铁路”撤回来的；虽然大卡车拉着我们从田村到工体已经实地演练了不止一次两次，但姑娘们的心情依然紧张。还有个把小时就要入场了，不知几个连首长从哪里端出来几盒义利散装巧克力挨着个地分发给大家，难得的甜蜜带出了轻松的快意，芬芳与笑颜瞬间溢满了我们那方飒爽英姿的绿色方队。连长捻起一颗塞进我的嘴巴，说：“多吃两块儿哈，关键时刻，千万别给我掉链子！”

　　入伍30周年时，我起意将在京的新兵连战友聚在一起，切了一块48岁的生日蛋糕。从此我们的“军中姐妹”越聚越多，当我打着横幅，抱着鲜花，端着自己腌制的朝鲜泡菜把老连长请上我们上座的时候，正值我们的退休季。

　　然而“40年”时，当我还没有完全走出自己生活和事业的低谷，竟凭空又遭遇了一场令我至今都无法理解又无以名状的情义危机。在我离群最痛苦，最失落的时候，是老连长拉起我的手，把我叫坐到她身边，虽无多言却心有灵犀，在她一边拍着我的肩头给我夹菜；一边招呼大家一起跳舞唱歌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意会了她对我的理解、信赖和安慰；也就完全放下了我的不解、委屈和窘迫。近一年，我一直在期盼着我们的“50年”，却没想到姐姐竟是以这样猝不及防又悲切哀伤的形式把我唤回了我们的“军中姐妹”。

　　姐姐走了，没有一句留言，但她的音容宛在。她在我心中没有瑕疵，是我崇拜的性情和人格，也是我永远的人生楷模。离开“兰厅”时，门口服务人员嘱大家摘下白花，写下最后的挽言，我提笔，知无来生，仍然写下的是：

　　姐姐再见！

　                                                                                                 　2024年7月9日含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