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难的“三线”之路

      浩浩荡荡的“三线”建设，仅安康市境内就有百万大军，修建襄渝铁路，事过几十年了，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因为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代和我那不平常的年龄，使我刻骨铭心……
我苦难的“三线”之路（一）
    一九七O年，我刚满16岁，正在秋坪初中班读书。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很爱学习，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但吃不饱，穿不暖，交不起四五元钱学费的现实又给我和许多同学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就在那年三月份，听说要修襄樊到重庆的铁路；还听说：“毛主席说，这条铁路不修通，他连觉都睡不着”，一时间传遍了学校和乡村。
      我和几个同学商议：“我们去修铁路怎么样”，谁知道全班不到40人，要参加修铁路的就有20多人，一下子把初中班撤得稀里哗啦，学校老师和校长都着了大急，找回我们问原因，让我们继续上学，同学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二十多人谁都不想离开学校，谁都想多学点知识，可我们交不起学费，我们太穷、太饿了，我们想吃饱穿暖，想自己有一点零花钱，我们理解学校，理解老师，也请求你们理解我们”。老师们动心了，他们哭了，我们也哭了。老师说：“听了你们的话，我们理解了，学校和老师也没有能力给大家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到了三线不要忘记学习，不要忘记学校，你们干不了还回来上学，我们等着”。
      四月十日，我们二十多个同学和全公社140多人组成了民兵连，在公社集中开会，宣布连队领导人名单，当时我被编在一排二班。四月十几日（记不清具体时间）早八点多，全体人员离开家乡，向旬阳方向走了。我家弟兄七人，属大家人口，当时不是一般的贫穷，离家时背了一床打满补丁的用棕绳子捆起来的被子；没有换洗衣服，只身穿一套带补丁用煮蓝染了一下的白洋布衣裤；一双草鞋；一双向大哥要的旧布鞋；怀揣一元八角钱现金，二斤粮票离家的。离家时我母亲哭了好几天，一遍遍嘱咐我要注意安全，要团结人，要尊重人。公社开了两小时的会，按部队建制找到了自己的班长、排长、连长，中午到区上集中，区里有营长、教导员，当晚在李家堡住。
      第二天大约早4：30至5时之间，都还在睡觉，我母亲和我六岁的弟弟从十五里以外的家里赶来了，母亲见我就泪流满面，把我叫到僻静处，当着小弟的面说：你这么小就要出远门修铁路，又苦又危险，虽说吃得比家里可能好得多，但你不在妈身边，怎么也放心不下，你是不是还是回家，不行让你哥去。母亲的话说得我心如刀绞，我那能舍得离开你老人家呀！可不出去，吃不饱，穿不暖，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哽咽着对老人家说：“妈，你放心吧，我一定过细些，一定记住你的话，我还是去”。母亲喊着我的乳名说：“妈怎么也放心不下呀，那么多人走，都带有干粮和钱，穿的哪个都比你强，我一夜都没有睡着，躲着你大哥大嫂把包谷种挖了一碗，抄了点包谷花（爆米花），给你带到路上吃，儿呀！娘只有这个能耐，出去要混出过样子来……”。我擦着眼泪答应了母亲。天刚放亮全营集合开始向县城走，母亲送啊，送啊！又送了近两里路，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伤心的情景，让小弟硬把老人家往回拉。
     从李家堡沿着公路走，路是石子铺的，一双草鞋还不到县城就穿不成了，当晚赶到普济住，我打着赤脚跟在队伍后边，到普济吃完饭，洗脚穿上了鞋子，早上起来，又开始打赤脚，从普济到旬阳的陈家沟走了四天半，我打了四天半的赤脚，脚跟磨得大泡小泡的，我受尽了折磨。
      那个年龄正在吃长饭，带的钱粮还没到本县未汝区（今兴隆镇）就吃完了，一天要走一百里路，我眼睛直冒金星，看见别人吃东西，连出手抢的想法都有，一想到母亲的嘱咐，我只能坚持！坚持！再坚持！记得到了吕河口看见有卖馍的，五分钱加一两粮票一个，钱倒是还有一毛，粮票一两都没有了，向人借不到，只有干看到，买不着，不远有个卖柿子酒的，我打了一两喝了，刚喝下没什么感觉，走了几里路后，心里不舒服，两眼发黑，不断地从胃里往外倒酸水，我的班长蔡远芳（他三十八岁）看到后说：你太饿了，怎么还能喝柿子酒呢！他打开自己的包袱抓了一捧包谷花让我吃了，才慢慢地有了点精神，那天我和班长掉队了，我们赶到旬阳县城，大家早把饭吃了，只好把班长留下的包谷花全当了晚饭吃（这个人现在贫穷多病，二OO四年春节我去见了他，送了几斤肉，几十斤大米和100元钱）。这一夜我特别想念母亲，想念家乡，后悔没听老人家的话，现在我苦成这样子，没有人说一句关怀我的话，没有一个亲人能听到我苦不堪言的数说，没有一个人同情我的眼泪……。
      从旬阳县城出发，经过六十多里的行军，下午六点多在构元乡的打麦场上停下，连长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没有饭吃，大家把带的干粮匀着吃，明天半天就到目的地了”，我看大家都在翻包袱开箱子拿东西吃，我是穷光蛋，怎么好意思向别人要啊！我悄悄离开打麦场向汉江边走去，一个远方舅舅看到我，大声喊：“李习楷，晚上了你还到江边去干啥?回来，我知道你没有干粮，我给你包谷花，将就吃一点”。我眼里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更想念我的母亲，我多么希望在她身边啊！哪怕是没有吃的。
      半天不到就到了目的地——陈家沟，这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我和全班的三十多人被安排在一家的土楼住下，这里山大人稀，老百姓也很艰苦，山上长的除了柿子就是红薯，比我的家乡还穷。从家乡到目的地，这一路，我经受的苦与难很多人是无法体会和理解的，这为我后几十年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我怎么做人，怎样做事储备了资源。
我苦难的“三线”之路（二）
　   襄渝铁路建设，打的是人海战，拼的是艰苦奋斗精神。
我所在的陈家沟，是一个“七沟八梁一面坡，土地少石头多，石板房子“穷人窝”的地方。我们驻扎后，很快进行了以团为单位的整编，编后全称为2107工程平利县民兵一团四营二十二连。就在这时，我调任二十二连统计员，到连部后才知道，我们初中班主任的弟弟从公社走时任命的是连队文书，早听他哥哥说：“李习楷在学校学习很拔尖，”他就推荐我当了统计员，连领导同意了他的提议，统计员的职责是施工时要统计土石方，兼挂全连的考勤，上报工程进度，进行施工分析。
      到连队的第三天，通知我到铁道兵四十七团先遣队参加培训半个月，自带被子、碗筷，到那样的地方学习，我这一身的打扮太过寒酸了，指导员说：你背我的被子去，副连长说：我还有一套中山装，虽然打了补丁，但比你穿的要好得多，回来给我就是了。重新武装后，我就一个人上路了，47团离我们的驻地三十多里路，我顺着别人说的方向走，这条路是一条纤夫拉船的路，很难走。报道后的第二天，由先遣队的一个同志作动员，然后是三个部队干部轮流讲课，最后考试时，我得了第一名， 获得了一张 “优秀学员”的奖状，这也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次获奖。
到工地不能老住百姓的房子，各连队自己动手盖打磊的房子，施工还未开始，连长让我协助给养员买菜，我们每天大清早出去很晚才回来，旬阳县当时没有公路只有水路，买粮靠船，要搬回连队还要走四公里山路，粮食是从青海运到陕西的青稞面，每餐半斤粮，每人每月只有二两菜油，劳动强度大，很多人都受不了，得病的人体力不支想走的人不少，但谁也不敢离开，离开了就要派人抓回来，还要批斗，叫你政治上威信扫地。
       一个月后，连队住上了自己亲手盖的房子，管理也进入了正规，就在这个期间铁道兵浩浩荡荡的开进来了，我们住地不到两平方公理，驻扎了民兵两个连，铁道兵一个营，铁道兵来后全部住的帐篷，接着又从西安、宝鸡、咸阳来的学兵三个连队计二千二百多人，漫山遍野是兵的世界。
七O年的六月上旬，铁道兵给每个民兵连派了军代表，住连队的军代表是部队干部，到排里的是副班长或五好战士。他们到连队后基本是按部队要求在管理，当时对提高人员的素质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是为地方培养了人才;住连队军代表看我穿得破烂，床上只有一床破褥子，连褥子床单都没有，就回他的连队找了一整套给我，我拿到手上感动得泪流满面，只差下跪，这个人叫蒲永林，是铁道兵十师四十七团四营十七连的排长。（后来我参军他到了青藏铁道，住在德令哈，七九年他转业回成都再无联系）。
       七O年的七月上旬正式开始修公路（襄渝线中段是先修公路后修铁路），沿汉江边摆开类似“平津、淮海战役”的阵式，要求每天每人要挖两个立方的土石方，我每天下午四时以前配合给养员买粮、买菜、买柴，给工地送饭，下午四时至六时去量工程进度、统计土石方、挂考勤，写施工分析报营部，从连队到营部要走十多里路，那时候没有电话，住地也没有电灯（用柴油照明），我每天报完表，走在回连队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是经常的事（没钱买电筒），晚饭总是在晚上七时以后才能吃上，每次头昏眼花地从炸得支离破碎的毛路上走回去，经常遇到炸松的山石向下直垮，几次险些被埋在土石方里，天晴下雨雷打不动都要这样重复着工作，重复着惊吓，重复着死亡线上的挣扎……，每每这时总想到的是那远在家乡的妈妈。
      四个多月修通了这条公路，源源不断的铁路建筑机械设备运往了工地。十月二十日这一天我永远记得，铁道兵、学兵、民兵在陈家沟召开近四千人的施工动员大会，部队领导到了，指挥部和民兵团的领导到了，山上架了十几个高音喇叭，就是这一天，民兵团领导让我代表民兵在会上表态发言，头一天晚上听到这个通知后，我激动万分，发言稿写了又撕，撕了又写重复了不知多少遍，自己总感到不满意，只到夜间两点才写出我自认为还可以的两张纸的讲话稿（连队指导员、连长、副连长均是文盲）。
      第二天清晨，我将稿子交给文书和军代表看，又把连队干部召集在一起，让我先读给他们听，听后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就这样拿出去发言”，军代表还特别嘱咐我：“小李呀，今天几千人开会，你上台怕不怕？不要害怕，你把台下的人当‘木头’就不怕了”。我说行，就这样，下午三点多大会正式开始，我是第四个发言的。主持会的是铁道兵四十七团的政委，那人山东口音，嗓门特大，听说是个有学问的人，当听到“下面由平利县民兵团二十二连李习楷发言” 时，我的血直向上冒，全身发热发汗，军代表给我说：“小李，大胆些，走出去就好了！”下面的掌声很大，在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走向了发言席，走向了我平生第一回面对的几千人和见都未见过的“麦克风”。两分钟的表态发言，为我走向未来打了一层厚厚的铺垫。永远记得扶我走向社会这个大场面的军代表，我终生感谢你——蒲永林同志！
      年底，民兵团要组织汇报团，民兵团长周勇为团长，全团抽十一人，我被抽上了，我们一行人由铁道兵派专车从旬阳出发，第二天的下午六时左右回到了平利县城，一到县城西门，就见到“热烈欢迎从旬阳归来的民兵汇报团”的大幅标语，到了县招待所门口，县委、革委会、人武部领导热情接见了我们，第二天在县剧院召开汇报会，把我们都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开完县里的大会，又把我和团里的一个干部分到大贵区去汇报。第五天，团长批准我们回家住五天，我到家后，看到我的母亲，一声妈叫出来，老人家抱住我就失声痛哭，把我紧紧地、紧紧地搂在怀里，暖流流遍了我的身，流进了我的心！我这才真正理解母亲多么操心和思念儿子，在家的五天，母亲有说不完的话，问不清的事。要走的那天，老人家没有伤心和不放心的那种心情了，老是重复“这才好哪，这才好哪”这句话。
     回到连队，没几天就不让我当统计员了，让我在连部当副指导员，说干部里头连一个识字的都没有，你今后要多学习，也要组织民兵学习，我说我是团员，（七O年十月入团）怎么能当呢！军代表说：营里头说要培养的，你好好干就是了。
我苦难的“三线”之路（三）
      那是一个激情充斥现实的年代。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做完了的事是不可思议的。
      一九七0年十二月我担任连队副指导员后， 需跟班施工，责任很大。进入正规的铁路坑道作业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故，民兵们都是种田出身，既没有坑道作业的技术，又没有经验，任务一下达必须保证进度，保证质量，生活又极为苦寒，每一个人身体都在透支。进了坑道就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
      一九七一年元月十八日，我至今牢记在心。那天我带一排的上后半夜的班（零点至早六点）。在隧道的上道坑打眼放炮，石碴由上导坑倒向下导坑，再用矿车运出地面。放炮时应该是，炮点着后，人撤出，最后由电工卸掉灯泡，人应离放炮的位置在20米以上且有“人防洞”隐蔽。但那天炮点完后，电工过早卸了灯泡，点炮的两个人（我在现场）看不清路线，这时的炮位离他们不到五米，二十多炮，眼看快响了，他们大声叫我，说“这回我们死定了，不知道怎么向走”，我骂着，命令电工把灯安上，却找不到灯头，真是千钧一发的危险，怎么办？我想，只要不死人，想啥办法都行，于是我高喊：你们现在从漏斗向下导坑跳。电工跳进去了，被木架挡住，这二人如果下去就会踩坏跳下去的电工，导火线越来越接近炸药，我没有别的办法，摸着他俩的手用劲向前拉，一边反复喊他们向洞的边沿靠，大概向前推进了五米左右，炮响了，拳头大小的石头直打在背后和安全帽上，幸亏是冬天，穿的是棉衣，没有直接打在肉体上，电工在我们挣扎时，从十多米高的上导坑掉在了下导坑，腿摔伤了，没有伤筋动骨，我们三个人遍身被炸飞的石头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炮响完了我们都瘫在地上抱在一起痛哭，这时电工也爬着找到我们，痛哭流涕地向我们道歉，我没有责怪他们，因为我和他们三位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又非常疲劳，只能怪我太没经验了。
      早晨军代表来了，我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向他作了汇报，他对我发了很大的火说：你带的什么班，怎么不按规程办，幸亏没死人，死了人你是要受处理的。我听他发火，只感到后怕，没有跟他辩解半句。军代表发的这次火，我记了很多年，至今还时常想到他。他是为我们好啊！
      当时的铁路施工，没有什么人性化，进了洞，上面漏水、塌方，穿的衣服没有干的，通风防尘都非常简单，民兵的生活又非常艰苦，比不上学兵，更比不上部队，菜吃不上，甚至连盐都买不上（那时候东西都要有票才能买，运输也跟不上，供应非常落后），呆在洞里六小时，连大小便都不方便，民兵们开小差的、住院的人越来越多，记得民兵团的一位副团长，斗胆向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些民兵为三线流血流汗，可在待遇上连‘地主’都不如，（当时）地主还有糖票、盐票、布票，我们这些人只能要一点给半点，民兵都是人，为什么他们不能跑”。就为写了这封信，斗了他几天，说他对三线建设不满，对毛主席不忠（这人叫邵相信，山东人，1945年入伍，66年从部队转业，是营职干部，非常正直）。到了一九七一年的五月份，上边看到民兵的确太苦了，调整了供应标准：每人每月51斤米，半斤油，1斤盐，1斤糖，加上连队搞了农副业生产，生活发生了质与量的变化，冬季省里又派专车送来了棉衣棉裤，自此以后开小差的没有了，病号少了，施工的进度成倍增加。
      一九七一年九月，连队党支部正式讨论我入党，这是我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我认真仔细听取党员、群众、领导对我的评价，特别是指出的缺点，我认真记，认真制定整改措施。一个月后是民兵营党委和部队党委共同审批了我的入党问题，盖的是两个党委、两个党委书记的印章（现在看来有违背党章现象）。政治上入了党，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总觉得自己的前途还是存在问题，路修通了仍然要回农村，应该寻求别的出路。七二年广州空军来招兵，我听说后，下决心去当兵。正在这时团政治处下了调令，让我去团里当组织干事，我死活不愿去，找到当时的教导员（现仍健在）请不要放我去，还是斗胆写信的副团长来我们连队，我又找他说想当兵的事。他很果断地说：“如果通知你当兵，我坚决让你走”。吃了定心丸，我就每天上两个班，从体检到通知走。这一段时间我有冲天的干劲，虽然要离开三线了，但三线建设培养教育了我，与我同患难的乡亲们关怀支持了我，又感到心里缺少了一种寄托，缺少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七二年十一月三日，广空联系铁道兵派了几台卡斯车送我们回平利县。全营都停止了施工，象送我们九十多人上前线一样，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临上车时我最尊敬的营教导员俞明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习楷呀，你这两年在这里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你入了党，当了连队副指导员，现在就要走了，你可要记住你的历史，记住你是从三线走的；你在三线是管人的，到了部队你是战士，是普通一兵，要少说话，多学习，勤做事”。我的眼泪像雨点一样往下落，教导员的眼圈红了，他说不下去了，铁道兵的一位副营长站在旁边对教导员说：“老俞哇，让小李上车吧！我相信他会记住你的嘱咐”。我含着热泪，含着对与我生死患难的乡亲、领导和同志的眷念离开了三线……。
      当写完“我苦难的三线之路”了解到五年中的三线建设，仅平利县铁路建设民兵一团共计三千一百多人，有一百四十多人因大小事故“长眠”于“襄俞线”，他们早已被人们淡忘，但巴山汉水之滨，气鸣长驰列车之下的每一块基石永远铭刻着他（她）们苦难的岁月，永远挥映着那年轻的灵魂，他们理应获得新生活的沐浴，时代确让他们做了铺路石，他们是伟大的！
      作为曾经是“三线建设”一员的我，每每来到“襄俞线”上，汉水岸边，就会重温流逝在那里的苦难岁月，追忆曾经战斗在一起叫不上名字的民兵、学兵、铁道兵，一张张充满苦与难的面孔，以及对他们的敬重和悲悯，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向死难者表示沉痛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