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的婚姻故事

我本想以《我与妻子的爱情故事》作为标题，但对于我们七十年代的山村青年来说，婚姻之事，多为男媒女妁，长辈把关，自由恋爱的不多。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在部队服兵役的青年，到了婚姻年龄，家里人就开始请人物色合适对象，男女双方家人同意，两个年轻男女不反对，婚姻之事就此确定。结婚之后，多属男女异地各居一方，真可谓是先结婚后恋爱。我与妻子的婚姻之事，虽然谈不上是恋爱故事，但也有着一点儿戏剧性。

1981年临近春节，在铁道兵部队已经服满义务兵役期的我，首次回家探亲。我出生于大饥荒时期的1959年，出生仅一百天母亲就因严重缺乏营养，患水肿病离世，家中一个姐姐也因探外婆时被水冲走，家里四兄弟由父亲既当父又做母在极其贫困中将我们抚养长大。我回家探亲时，四兄弟中只有当兵退伍回来的四哥结婚成家，我和二哥、三哥还是光棍汉。

四嫂看到20多岁的我正值谈婚成家之时，便在我探家之前请邻居熟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青年。双方见面后便给了定金，准备第二次探家时结婚。可是，当我第二次回来探家时，女方却说她家里人要让她与哥哥换亲，我们的婚事便散了。

恰在此时，我妻子串门来到与我为邻居的同学家里玩耍。有一位同学从我家里捧了一捧花生、红枣、糖果来到同学家，他对伙伴们说：“兵哥郁茂回来了。不过，听说他原先谈的对象因家人要其给哥哥换亲已经退亲了。你们女同学中谁有想法？现在正是机会啊。”男同学逐个打量着女同学，女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有同学半真半开玩笑地对我妻子说：“庆琼你年龄最相近，对郁茂兵哥有意思不？如果有，我们可以给你做媒去。”

其实，我妻子从前对我也有些许印象。我们同在一个大队，同在一个学校读书，我四哥与她哥是同学，她曾到过我家里来玩，看见过我家中相框里我穿着军装朝气蓬勃的照片，她也曾听过我被公社教委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时在学校师生大会上的体会发言，我在她的心目中，印象还不错，她对我真的有点儿意思。

“我有想法有何用，还不知道人家兵哥哥有没有这个想法呢？”我妻子有点儿脸红微低着头在同学们面前说。

不久，我妻子的一位同学便叫她妈妈去帮做媒。但当问妻子父母时，家里人则极力反对，说我从小缺乏母爱，家境贫困，家中还有两个哥哥没有成家，一直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我妻子却铁了心，在我探家快归队时，她避着家里人拿来户口簿，我们一起冒着大雨和洪水找大队有关人员办理相关证明，到公社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书，我对妻子那坚决的态度，至今记忆犹新，十分感激她对我的热爱和信任。

父母知道拗不过女儿了，只好默认了这门亲事。第二年我回家探亲时，我和妻子举行了婚礼。岳父岳母对女儿虽然还有些怨气，但爱女之心甚浓，各种嫁妆一样不少，酒席办得周到热烈。婚礼后的第三天，我的假期已满，必须返回部队，妻子尽管依依不舍，还是让我按时归队。

此后，我们夫妻俩人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广东，南北各居一方。平时只能依靠每月一次的书信交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我妻子既情深意浓、通情达理又极能吃苦，她从没在来信中泄怨言、道艰辛。在每次的来信里，都有那句熟悉的话语：“家里一切安好，希望您放心工作，勿多挂念。”而家中一切艰辛劳碌、烦恼苦闷都是自己默默承担。

我们结婚后不久，我父亲因病去世。后来，兄弟便分家过日子。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生活虽然较以往有所改善，但经济依然紧缺，日子艰苦仍然是不少民众的烦心事，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为四季温饱辛勤劳作。妻子白天忙农事、忙家务，晚上不是与来家里玩耍的同学、好友一起聊天、打牌，就是到邻居家里追看时兴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也有时在煤油灯下给我写信。夜深人静了，常时在惦念远方军营里的丈夫中带着一天的劳累或伴随着甜蜜的美梦入眠。

1985年春节回家探亲后，我带妻子来单位探亲，一起生活。几个月后，她放不下家中的各种事务，便跟随探家的战友返回家乡，每天一个人辛勤劳碌着。11月，女儿出生，而妻子生产女儿时，我没有假期回家陪护。但我深知，产妇在生产时，多么希望丈夫能在身旁送上有力的双手给予鼓励，帮助拭去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给予贴心的关爱，这些，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我却爱莫能助。好在岳父岳母家离我们家不远，岳母跑前跑后忙碌在妻子身边，女儿的满月酒也是由岳父母和妻子全程操办。

女儿的到来，虽然给我们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但也给妻子增加了繁重的照顾压力。一百天之前，女儿特别爱闹夜，夜间非要抱着才睡，放到床上就哭闹，令妻子夜里睡不了觉，白天还要背着女儿种田、种地、上山砍柴火。对于这一切，妻子从没在我面前道过累，在书信中说过苦，我真为自己能娶到这样的一位好妻子而庆幸，也为自己长年累月工作在外，没能帮上妻子的忙而深感内疚。

繁重的农耕工作和繁琐的家务杂事压在妻子一个人的肩上，着实令她吃不消，使她患上了甲状腺亢进疾病，人十分消瘦，精神十分疲惫。起初，妻子怕影响我的工作，在来信中只字没提其患病的事宜，而是岳父在来信中告知我，叫我想办法请假回家带妻子去看病。妻子考虑到家中经济拮据，宁肯自己忍受着巨大的不适和痛苦都不愿意到大医院就医，只是买一些药片或找当地土医生治疗，但治疗了不短时间都没痊愈，才到医院做手术根治。妻子手术时，由于我路途遥远，假期有限，她没告知我，只是叫其姐姐去陪护……

这一切，我十分愧对妻子，十分有失做丈夫的责任。平时我除了及时通信问候外，就是想尽快调近家乡，分担妻子的辛劳。1992年初，儿子出生，妻子日常工作和家庭事务负担更重。为此我迫切向组织申请调近家乡，适当照顾家庭，得到了组织的批准，我调回了原铁道部广州铁路局肇庆生活段。虽然离家仍有100多公里，但我每月集中休息，一个月回家一次，还是能够帮上妻子几天。

1994年，得到组织的关怀和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将妻子和儿女一起随迁到工作单位的所在地阳春市，单位给我们分配了福利房，让妻子在单位当临时工，一家人终于生活在一起，结束了往日分居两地、互相牵挂的日子。随着祖国的飞速发展，工资收入的逐步提高，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得到了不断改善，在妻子年近半百之际，我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及时为妻子办理了社保和医保，以减轻后顾之扰。我和妻子都十分感谢组织，感到无比的幸福和知足……

如今，我和妻子已年过花甲，退休后与儿女在一起，每月领着社保金共享晚年生活。今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是我与妻子结婚举办婚礼四十周年的日子，妻子深有感触地说：“时间过的真快啊，我们结婚一晃四十年了，当初父母反对我俩的婚事我十分理解，但我也没有嫁错人，我期望我们能够先苦后甜……”我听了妻子话语，更觉得妻子为我们这个家庭历尽艰辛付出了太多太多，我要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与妻子共享晚年幸福。

当然，在我们的铁道兵里，像我妻子这样对丈夫情深意浓，对家庭辛勤付出的军嫂数不胜数，战友们当年能安心在部队里工作、在单位上班，军嫂是最大的功臣。

(校对: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