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铁路第四次上马与下马（中篇）

青藏铁路由连湖至格尔木段的336公里线路由铁道兵七师施工建设，地处柴达木腹地。

柴达木是被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等山脉环抱的封闭盆地。

这里，年均温度在摄氏5度以下，昼夜温差常在30度左右。风是这里的主人，从春刮到冬。

上善若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有言：水是万物之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就是水，水就是生命。

可是这里缺的就是水。1957年，铁一院勘测队长吴自迪，率队走进荒无人烟的柴达木。他们是第一批勘测西宁至格尔木线路的铁路人。

这群不要命的勘测者，把黄金般的年华，黄金般的血汗，黄金般的浪漫曲倾倒在无际的荒原。

在泉吉，他们断水了。为了找水，他们离开勘测的路线向北走了20公里，寻到了泉吉的源头。那里有几棵沙柳，深深扎根在沙土之中，一直伸向水源。那水，养育了沙柳和野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

感谢大漠硕大的子宫，孕育了这唯一的水源。请别说这水达不到饮用的指标，因为独一无二，它就是支撑骨架成形的珍珠。

吴自迪和他的队友们手捧着泉水大口豪饮，随后抹一把风尘的脸面，顶着呼啸的狂风，继续向上，向上……

1975年初，铁七师33团走向这片荒原时，经过兰州，他们特意请教吴自迪：家安何处？

吴自迪答：泉吉峡的河源处，就是你们安身立命的故土。

关于水的记忆，对于33团指战员来说，那不纯是属于心灵的私产，而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一种青春岁月回忆的文物，一种生命历程中的一枚苦果。

团部设在泉吉河源，那里距最近的铁路工地有20多公里，最远处有100多公里。众多连队，几千名士兵，吃的水，用的水，施工用水，全部从团部的水站拉去。

这样，水依旧不能满足一线施工人员的需要，早晨的洗脸水、刷牙水，他们舍不得泼掉，还要留着洗衣，留着晚上擦身洗脚。水，在他们心上留下一瓣足迹，留下一线希冀。他们是光荣的战士，但他们又是被风沙流放的一群，青春绝不能与碧波和浪花相提并论。

“一条大河波浪宽”，只是他们口中的歌声，梦中的美景，并不能走进他们的生命。

中铁电化局原董事长薛之桂回忆说：“一个连队一位战士的妻子来队探亲，不相信柴达木盆地会缺水，当战士们都去工地之后，她望着茫茫戈壁上神奇的海市蜃楼，误认为那里有一个湖泊。便端着洗衣盆寻觅而去，越走越远，那湖泊就像招魂的魔鬼，一直微笑着向她招手。战士们施工回来，见人没有了，脸盆没有了，于是全连出动去找，到半夜才将人找回。

这里没有绿色，大地寸草不生。修路的士兵只能从东来的白云和南来的雁翅上去想象故乡的柳暗花明。

大柴旦邮局有位叫卢代宽的职工，在团部建个邮代所，负责部队的报纸订阅与信件传递工作。同时，他的邮包里还捎来一棵杨树苗，栽在邮代所的门口。

因为有水浇灌，树苗，一天一月一年，渐渐长成茶碗粗的小树。每个从连队到团部办事的战士，都流着热泪搂搂那棵小树。搂着小树，他们像搂着故乡，搂着春天，搂着亲人。

在没有春的日子里，他们在大锤钢钎的铿锵声中成就着铁路西进的大业。

在艰苦的环境中，谁能怀疑战士对西藏的热爱！谁能怀疑他们对祖国的赤诚！

在这被称为残酷的大漠里，在天地间失去生命绿色的地方，他们借着有灵魂的路基和道碴，把春天铺向远方。

这里没有女性，四千位穿军衣的军人，宛如四千位和尚。而不可否认的绝对存在，那就是他们非常思念女性，渴望爱情，十分想倾听女性的声音。时间久了，他们不再沉默，关于爱情，他们开始情动于心。

1977年，师医院一位叫张淑敏的女军医，到泉水梁三营给指战员体检。她出现在电影的晚会上时，仿佛如仙女降临。

放映前战士们拉歌，不知是谁把“我爱领章红，日夜放光辉”的歌词，改成了“我爱张淑敏，我爱张淑敏”。

张淑敏立正站起，庄严地向全营官兵敬礼，她说：“我是一位军人，但我更是一位女性，我代表天下的女人，向大漠深处修路的军人致敬！”

多少年过去了，作为目击者，这件事总让我难以忘怀，在我心里飞翔着的不是浪漫的胎胚，而是和昆仑一样的沉重。在蛮荒的一角，无论他们有多么纯洁的情操，面对八千里外的故乡，面对朝夕思慕的爱情，他们难免不从心灵深处吼出一声粗犷雄壮的歌。

部队的生活是艰苦的，一年有半年是靠吃干菜生活。由于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菜源不足，一车蔬菜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拉来，加之路况不好，拉到柴达木腹地，鲜菜变成干菜，加上腐烂，一车菜能吃的不到半车。

一次，汽车一连的司务长顾成练回山东探亲去了，连队缺菜，团长韩守智在全团大会上批评他：“汽车一连的司务长听着，战士没菜吃，你却吃的很胖。一，说明你身体好；二，说明你太懒，不懒连队难道没菜吃吗？三，说明你偷吃嘴，把连队的菜偷吃光了。”

改工后，晋升为十七局三处党委书记的顾成练对我说：“韩团长冤枉我了，干部休假两个月，这两个月里没菜吃，责任能怪我吗？探家归来后，我不敢和他理论，找他理论，他敢掴你一巴掌。我的办法就是干，将功补过。为组织蔬菜，我连天加夜跑西宁、兰州、西安。押菜怕冻着战士，我就坐在零下几十度的汽车顶上，到了部队，两腿冻僵，站不起来，是战士登着梯子把我背下来，留下了严重的关节炎。”

汽车一连副排长李闯庆，春节前回河北老家准备结婚。他坐在马槽车上，到西宁冻掉了三个脚趾头。在西宁住院期间，未婚妻来了，在病房里补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妻子想不到，一个魁梧英俊的未婚夫，在返乡结婚的路上，会变成一个残疾人。蜜月里，新娘的泪水流成小河。

七连是33团管区最东边的一个连队，驻扎在连湖的西岸，那里沟壑纵横，在凹凸不平的荒原上，它小得像张扑克牌。有位诗人说：“连队藏在柴达木的耳朵里，躲在荒原朝东眺望的眼角里，只有大地才能摸到它的脚印……”

这里远离营部，更远离团部，有的战士入伍三四年，连团部都没去过。有一年老兵退伍，一位退伍战士哭着给团长打电话说：“我能不能在离开部队之前，见上首长一面？当三年兵，连团长都没见过，回去对乡亲不好交代啊。”

团长感动的流泪了，第二天他坐上越野吉普，经过半天的长途奔波，来到七连和退伍战士们一道饮酒、唱歌，共度了一个不眠之夜。

高原的生活是单调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变成“月报”，新闻到了部队都变成旧闻。家乡亲人寄来的信件，往往一个月后才能收到。一位家在海南岛的战士，父母催他回去结婚的信，待他结婚后回到部队，方才接到。

文化单调的只有电影。因此，这个团电影组的同志被战士们称之为“业余政治委员”。电影组负责20多个连队的放映任务，20多个连队散布在近200公里的线路上，为了让全团每个战士都能看上电影，他们一天都要赶几个连队，白天在“三用堂”里放映，晚上在外面露天放映。加上到格尔木、大柴旦、德令哈拿片送片，每个星期电影组的同志要跑1000多公里。1年跑下来了，8年又跑下来了。他们放电影所跑的路程多达40多万公里。

放电影的老兵退伍了，新兵又接了上来。当他们一茬茬地离开部队时，都得了一个共同的病——胃病。8年中，他们几乎没有像常人那样，在正常的时间内吃过饭，每一天都在饥一顿、饱一顿中度过，电影车里始终带着冷馒头、剩米饭，和在连队搜刮来的几罐豆伴酱。

艰苦的生活没有削薄修路人的斗志。他们是大地的士兵，命运，却要使他们成为荒原的创业者。8个年头的黄昏，不堪折磨的形骸，从不堪折磨走向堪受折磨，从血肉之躯走向钢筋铁骨。

那时的排长、连长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向战士作动员时，总把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指示搬过来，用到青藏线上：“同志们，听好了。毛主席说了，修不好青藏线，他睡不好觉。为了让毛主席一觉睡到天明，我们要下定决心修好青藏线啊！”

后来成为中国铁建总公司党委书记的孙有礼，那时正主持这个团政治处的工作，他闻之哈哈大笑。说道：“对此，团里不追究责任，说明基层的同志对毛泽东思想，能够活学活用，能够在工作中创新地发挥了。”

青藏铁路建设者所付出的代价，不是一代人的代价，而是两代人的代价。那时有些干部的家属随军了，他们的孩子有的生于大漠，有的长在大漠，除认识沙漠外，孩子不认识绿树，不认识庄稼。

原中铁建党委书记孙有礼的儿子孙胜，还不记事时来到大漠腹地，到七、八岁时不知鸭子长腿还是不长腿。

孙有礼到宣传股找画报，那时我正在宣传股工作，我问他：“找画报干吗？”

他答：“我看画报上有没有鸭子，孩子傻了，七八岁还不知道鸭子长腿不长腿呢。”

还是孙胜，从高原下到西宁，见了柳树要吃苹果，见了杨树也要吃苹果。是的，他吃过苹果，但他没见过苹果树啊！大漠，荒凉，封闭，这些四周巍峨的屏障，是拖着他精神的无形锁链，使孩子求知时代的认知，成了幽闭知识的城堡！

让我们把话题再次转回到泉吉峡水的源头。在修路的指战员心中，这水是一汪圣水，是崇奉的至尊，是扎根的基础，是培植生命的物质。当他们吃着这水、喝着这水，一寸一寸将铁路向西延长时，谁都没想到这水有什么问题。4年之后，一支水文地质考察队走来了，经他们检测，水里所含各类矿物质超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就是说，他们已经喝了4年有毒的水。但是，为了把铁路修下去，明知那里的水不能喝，他们还得咬着牙继续喝下去。因为那水在那上千平方公里范围内，是唯一的水源，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泉吉之水，成就了他们的生命与事业，也毁了他们的身体与生命。

1977年5月，团保卫股股长吴其友回家探亲，途中得了“怪病”，死在了路上。之后，这个团在高原或离开高原之后，“怪病”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工程师罗青长患癌症去世；施工处长王汉东患食道癌去世；工程师冯彦敏患肠癌去世；卫生队医生向玉山患肺癌去世；三营张忠礼患癌去世；宣传部副部长陈先华患癌病去世；政治处主任张志文转业后不久，提拔为广东省台山县人大主任，刚上任不久也患癌症去世；副团长杨广才转业后回南京，欲想大干一番事业时也患癌症去世了。

这让原铁道兵33团的同志很不理解，为什么曾在泉吉峡战斗过的老铁，总逃不过癌症的追杀？

改工之后，这个团的老人马鸿臣，因在南昆线建设有功，曾被铁道部命名为“南昆铁人”。

马鸿臣患了癌症之后，到上海一家著名的医院诊治时。医生提醒，病因可能是源于长年喝了不干净的水。人们这才意识到，夺走生命的杀手，就是泉吉峡大戈壁上的那脉泉水。他们自己都难以想象，那时，为了修建青藏线，人们的意志力比任何想象的坚强还要坚强。在不亲身经历就无法想象的艰苦、艰难和不能生存的环境中，他们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他们具有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韧性与战斗精神。

青藏铁路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同时又是一部凶年的遗稿。当他们用泼出的青春证明这片荒冷的山川诚然可爱时，他们也发觉自己的身体在这里将隆起一片荒坟。

他们不是这片土地的儿子，因为爱上这片土地，他们成为这片土地永远的儿子！

这里有风，风是鹰的母亲，在风的世界里，他们成为搏击风的雄鹰！

为了一条上天的道路，他们听着风中激越的嘶鸣而勇往直前。他们亦有着钢丝般的柔韧，在挥汗的身影中感受着生存的全部壮烈！

原十七局局长陈孔安，那时是33团的副团长，他主持变更了十几项工程，为青藏铁路的建设节约900多万元投资。他的父亲是厦门大学外语系教授，曾协助王亚南先生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的伯父是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培养出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陈孔安在青藏线上干了8年之后，父亲希望他转业回厦门工作。老人找到他当年的同事——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此，卢嘉锡找到总政首长，总政首长又找到铁道兵领导。

陈孔安是走？是留？

这时，铁道兵副政委李际祥亲自打电话征求陈孔安的意见。李际祥说：“看在中科学卢嘉锡院长的面子上，我们现在就可以安排你转业。但是，你难道不怀念当铁道兵所付出的另一种生活吗？青藏线需要你，祖国的铁路建设需要你啊！”

当转业和留队面临抉择时，陈孔安选择了后者。不久，他被提拔为副师长。大部队走下高原时，他带一支小分队留守，负责修建格尔木车站到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的铁路专用线。这条铁路由西藏投资，西藏使用，建在青海的土地上。为此，陈孔安感到非常欣慰，他说：“我修通了一条青藏铁路，尽管它很短很短，像一棵小树，但它终究会长成为参天大树的。”

后来，下了高原之后，陈孔安患了结肠癌，人们不能不把这病因与泉吉峡的水联系起来。

为青藏铁路的建设，到底倒下了多少指战员，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二十局集团一份旧存的资料记载，牺牲了194人；另一份资料记载牺牲了201人；还有一份资料记载，牺牲了300人左右。加上铁七师牺牲的108人，倒下的总人数大约在400人左右。

我在十七局集团四公司采访，随手翻开四公司的简史，便看到一行醒目的名字：欧宣荣，26岁；李国清，23岁；黄新发，27岁；刘金存，19岁；车录义，18岁；杨家银，22岁；王仕平，21岁；孙长明，21岁；等等。他们的安葬地点，都是在一个地方——青海省大柴旦。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前夕，十七局的领导决定：将牺牲的战友迁葬于格尔木烈士陵园，这样找到尸骨的57名战友漂泊的灵魂，便到格尔木报到来了。57人，按铁道兵的编制是整整一个加强排啊！

2002年盛夏，我赴青藏铁路采访，特意祭拜这些沉睡于大漠之下不死的英灵。胡风浩荡，大漠孤烟，满目黄沙，昆仑日暮，勾起我的无限怀想。这些生命，与中国历史上无数英雄儿女的生命一道汇成了我们民族精神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是开发西部史上挥洒的最为壮丽的一笔！

大诗人王昌耀说：

死是一种压力。

死是一种张望。

死是一种义务。

死是一种默契。

他们的死又是什么呢？我想，他们是用死去沟通西藏不可沟通的烦状！是用死去匡救西藏交通的盲区！是用死去平抚青藏高原没有铁路的创痛！

（校对：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