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时路

记忆，在我人生的绿地上，将一幅图景慢慢撩起。

那是1976年1月，在公社工作父亲的隔壁，住进几位接兵的军人，因为我常去父亲那里，他们便认识了我。

那时，我的文章，在我们那一带十里八乡，写得算是不错的。乡村的大喇叭，常常播送我给县广播站写的稿件。其实，我并不知道新闻与文学的区别，也不知自己写的是文学作品还是新闻报道。在缺文短史的贫困乡村，喇叭里出现你名字和你写的那个社队，你就会被父老乡亲认为是笔杆子了。

接兵的指导员庄汉明，许是从大喇叭里听到了我的名字。他对我说，远在广东的妹妹被推荐上大学，让我写两篇文章，供他妹妹高考作参考。他命了两个题目：一篇为《生活的浪花》，一篇为《祖国的心音》。

几天后，我把两篇作文交给他。很快作文在几位接兵的人手上传阅开来。

庄汉明原是铁七师33团宣传股的文化干事，团宣传队的指导员，后到4连任指导员，自然懂得文章的轻重；排长彭茂铿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从戎十载，从未中断作诗填词；文书程国建是广东阳江人，入伍前，文章曾多次在省地报纸上发表；副排长黄大亮虽不为文，但他有一双识辨文章好坏的火眼金睛。

他们传阅完我那两篇文章后，庄指导员把我喊去，说：“我们想让你当兵去，好吗？”

这事来的突然，我还不曾想过。我回答他：“我不想当兵，想去上大学。”

这时，我方才知道，庄指导员让我写文章给她妹妹考大学作参考是个幌子，实则现场考察我的写作水平。

另外，不想当兵，是我的心里话。1975年公社推荐我上大学时，我下定决心，中专、技校一个不报，要报就报名牌大学、正儿八经的大学。我的第一个志愿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考试的作文题，是对县城郊区黄楼大队的调查报告，这样没有任何可供参照的作文，让众多考生“抓瞎”了，而我那篇调查报告，却如彩虹一般，横空去世。

我交上考卷的那天晚上，县教育局、县招生办的同志都在议论我那篇调查报告，说写的如何如何之好。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那时在县教育局语文教研室工作，他对我说，看来你被上海这两所名校录取，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时，偏偏出了岔子。一所著名的军校要在我那个县招一名新生，从全县的众多考生中，他挑选了我，并把我的档案提了出来。

我哪里知道，在开后门成风的年代，全县就一个著名军校的学生名额，让县里的权贵们挤破了头，托关系，找门路朝里钻，而我家距县城30多里，去一次县城极不方便。当我甜甜地做军校梦的时候，县城那边却把我上军校的名额顶替了。约一个星期后，我再到县城去问。县招办说，招生结束了。你的档案被军校提走了，这边地方院校录取结束了。于是，那年我与高校在痛苦无奈中擦肩而过。

但上大学的渴望之心，依然活着，而且越来越强烈。我想，今年不行，明年再试，决不能让上大学的梦想在空里打转。

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庄指导员，他说：“部队也是一所大学啊！我相信你进入军营，发展不会比上大学差。”

我问：“当铁道兵干活吗？”

他说：“不干，就像雷锋那样挎着冲锋枪给隧道桥梁站岗。”

我羡慕雷锋的那张照片。我有些动心了。

我又问：“我有先天性的心脏二级杂音，怕是过不了体检关。”

庄指导员说：“这个你别管，你只要报名就行。”

于是，我报了名。

在区里体检时，庄指导员带着我闯关，内科、外科等等，一关关盖章。这时，我发现每个医生的桌子上都贴着一个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我的名字，那是庄指导员的笔迹。我想，即便他不带我闯关，体检的各个关口，已给我打开放行的绿灯了。

约10天后，我所乘坐的军列向天府之国驶去。大概是在第五天的下午，列车停在重庆郊区的铜罐驿车站，在那里要停几个小时，坐了5天5夜闷罐车的新兵纷纷跳下车，坐在山坡上欣赏巴山蜀水的奇异风光。

我登上车站北面的山坡，山下就是奔腾的嘉陵江，这条永远不会静止的大江，在雷霆般的涛声配合下，滚滚流向重庆，它将在那里汇入长江而奔东海。

面对大江，我心潮澎湃，它从上游流来，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但它把这些视为必然，抑或说是一种必然的挑战，它不怪是命运的不公，而是追求一种奋争的生活。我想到自己，当自己迈入军营，成为军人，难道不是踏入一条新的人生的奋争之路吗？

此路多长？要走多久？是激烈地走下去还是柔弱地走下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要走下去！我会走下去！

我会把自己的脚印和所为，扔进明天。

这时，我想起《红岩》中的江姐，她从重庆去川东搞革命工作，是从我脚下的嘉陵江而渡江东下的吗？她在舞台上穿着的那件红色的上装，是多么的红啊，红得不动声色，让我激动！透过激荡的江水，我仿佛看见江姐挺着胸，高昂地站在江中的小船上，西边的黄昏为她抖下悲壮的背景！

我有些激动，打开笔记本写下赴军营途中的第一首诗《嘉陵江抒怀》。由于年深日久，在我的记忆里和文档里，没有这首诗方寸的留守地，但这一诗题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没有想到，在我写诗的时候，指导员庄汉明就站在我的身后，他不吭声，静静地看着我吐的每个诗性的词语。我写完后，他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我都看到了，诗写的很好，我要让时间证明，我为铁道兵带来了一位写作者。”

那时，30多万的铁道兵部队，我何敢冠以写作者的桂冠啊！

我的新兵连在万源县城东侧5公里处的茶垭，紧靠万源至白沙的军用专线。那里群山巍峨，映山花满山遍野，训练后爬山，就想起歌剧《江姐》中的那几句唱词：“飞上高高华蓥山，飞向巍巍青松岗，岗上的红旗招手笑，唤我快把征途上”。自觉不自觉我把江姐那一代人的精神和使命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新兵连第一堂大课，是讨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回答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修路这个决定人生走向的问题。那天，走进会场时，庄指导员还特意跟我说：“今天，就不叫你发言了。”

整好队伍，全体坐下，他讲了会议的主旨后，突然点名让我第一个发言。还好，10多分钟的发言，没卡壳，扣住了主题，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指导员笑着说：“我是有意让你放松警惕，突然提问的。”我知道，指导员是在不同的场合给我机会，锻炼我，激发我的应变能力。

又10日，新兵发领章帽徽了，从那天起，戴上鲜红的领章帽徽，新兵才算是真正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庄指导员让我代表全连新战士发言。那篇发言稿，无非是用叠加的豪言壮语，阐释军人的使命与责任，把理想与信仰抹得一片鲜亮，并激动人心。虽然未留其稿，我想，不过惟此而已。

发言后，我的发言稿被庄指导员要走了。几天后，那篇发言稿作为一篇文章，以整版的篇幅发在33团的《新训战报》上，那是一张油印报纸，虽不是正规的报纸，但对我鼓舞甚大。

一天，庄指导员站在连部门口喊我，他的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军官。指导员对我说：“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团宣传股宣传干事毛佑斌同志，你的那篇文章就是他编发的。”

毛干事说：“新训结束后，你到团宣传股去。不过，要到17连锻炼一段时间，那是我的老连队，凡到宣传股的新同志，都要下到17连锻炼，这是多年的贯例。”

话虽这么说，我从心里是不愿到17连的。我想到4连去，到庄指导员身边，我感到有一种依存感、亲切感、温暖感。是他把我带到部队，离开他我似乎是一叶失舵的小船，不知会漂流到何处。再说，3个半月的新训，我和排长彭茂铿、副排长黄大亮、文书程国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他们与庄指导员又都是一个连队的。

指导员看出我的心思，轻轻拍着我的肩说：“哪个当兵的人路都是无尽的，岁月的流水，最终会把每个人载到他要去的地方，五湖四海而来，最后还要五湖四海而去啊！”

新训结束后，我们告别巴山蜀水，向大西北挺进，进入甘肃、青海，又迎着扑天而下的黄河扑天而上。经过七天的行军，终于抵达万古洪荒的柴达木腹地，一个叫泉吉峡的地方。在团部的广场上，我又见到了庄指导员，他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醒目的赠言：“海燕，愿你以笔作犁，拓出一条灿烂的人生道路！老兵庄汉明。”

我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滚滚落下……

（校对：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