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我的“踏上征途”

1970年初，我母亲和妹妹被迫到子长县插队落户；是年2月，我父亲又被迫到泾阳杨梧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和审查。

父母离开西安以后，城里只剩下我和五岁的弟弟了，我在西安第六中学上学，父母托人照料我俩的生活。

7月份，襄渝铁路开始建设，这是我国三线建设中的重点工程之一。

襄渝铁路全长920公里 ，在陕西省境内264公里。途经5个县。这一段悬崖峭壁，地形险峻，人烟稀少，交通困难，施工条件极差，工程尤为艰巨，桥隧连续。而且紫阳县和旬阳县当时还不通汽车。铁道兵在此部署重兵，有5个师和数个团级编制部队参与施工 ，陕西省只能组织10万多民工参加工程，人力严重不足。在铁道兵要求增加人员的情况下，陕西省动员还在学校的六九届初中生一万名参加襄渝铁路建设。

当六九级即将毕业时，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有说即将下到农村插队，有说分到工厂。这年夏天，铁道兵和陕西省革命委员会达成协议，准备在中学里招收一批中学生到陕南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听到消息我报了名。班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绝对没问题。

当父亲得知我报名去三线时，看得出他心里是十分的不同意。我母亲和我妹妹在陕北落户，他在泾阳干校劳动，什么时候家人能团聚看来是遥遥无期。我弟弟年龄尚小，我再一走，家中无人啊！

可他以“反动学术权威” “黑作家”的身份，是不能表示反对的。他什么也没有说，在干校请了三天假，回到西安，默默地为我收拾行装。

他把家里早年的一张白色桌布送到正学街，染成草绿色，作为被面。在西大街给我买了一只大号铝饭盒、一只不锈钢饭勺，一把折叠水果刀，十几张邮票、信封和一沓子信纸。水壶就不买了，学校发了。一张绿色塑料布，他说陕南潮湿，这个东西防潮。

学校给去三线的同学每人一个军用水壶，一本袖珍本“毛选四卷”，我来到校革委会办公室，请老师在扉页盖了校革委会公章。军代表说，到了紫阳还要给大家发蚊帐、雨衣等物品。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匆匆吃了早饭，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离开大学东路七十二号，送我来到六中。校门口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五六辆大卡车披红挂绿，从六中门口直到五味什字。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喜庆气氛。

把我送上卡车，安顿好我的行李后，父亲又一次叮嘱我“别忘了常给家里写信啊。”就从送行的人群里挤了出去。他站在学校大门东侧的砖台阶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卷烟纸，很仔细地撒上一撮烟丝，左手握成桶状，右手一搓，烟就卷成了。他吸着烟，不时朝我看一眼。

我看到了父亲眼中那深邃地极力克制地父子离别情。

卡车上，同学们惊喜地围拢来，他们问我:“他是不是你爸爸？”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们都满怀崇敬地望过去。在六中，从我进中学直到离开，父亲从来没到过这里。同学们只知道我有一位在作协的父亲，却从未谋面。今天，他们近距离的看到了一位本该是风华正茂的父亲，但经过三年“文革”摧残折磨脸上明显带有疲惫的神情，有些老态龙钟，同学们都沉默了。

出发的时刻到了，在一片喧嚣声中，父亲沉稳地举起右手微微向我摆动了几下。

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直到汽车拐进南四府街，看不到父亲的身影时，我才颓然跌坐在行李上，泪水夺眶而出。

车轮滚滚。

向前，向前，再向前……

车队进入沣峪口，全车人站立起来向后望去:别了，爸爸、妈妈;别了，西安;再见了，关中平原。

在汽车的轰鸣中，大家坐在车厢里沉浸在离别的愁绪中，甚至有人还在抹眼泪。有一位“豪杰”看到迎面而来的层层叠叠的大山和那变化不定的景色时，忍不住地引吭高歌:“雪压冬云白如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满车厢的人喊道:“胡唱啥呢？是白絮飞！”笑声冲谈了人们的离别之愁，气氛渐渐地活跃了起来。六中车队里有近四分之一的同学是已经踏入高中门槛的高中学生。如徐东福、张发强、武汉生、范华等，他们五花八门的绰号如“毛栗子”“月票”(此人生得膘肥体壮，同学授予‘膘’称号，他强烈反对，遂将‘膘’分开而读，平息了他的不满)，“老婆子”“赌棍”“瓜皮”使人觉得高深莫测。他们个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个个才高八斗见多识广。吾等初中毕业生只有仰视，岂敢“关公面前耍大刀” ？

时值初秋，满山的墨绿夹杂着簇簇红叶在山坡上摇曳。山风吹过，红叶被风卷起，变成一片灰色，如同怕羞的山姑，用衣袖遮脸。一只苍鹰在空中盘旋，展开的翅膀动也不动。它乌溜溜的眼睛注视着车队，看到我们向它招手，困惑地转了几圈拍拍翅膀飞进山后。两只手掌大的蝴蝶在车旁上下翻飞，展现它们五彩缤纷的花纹。“蝶恋花！”大家齐声叫了起来。山间的小鸟躲在林中啾啾鸣叫着，声音娇啼婉转。有人说是百灵，也有人说是杜鹃。

车队在山路上爬行，忽而左转，忽而右转。冷不丁一个刹车，大家呼啦一下子前冲。忽而遇到一个陡坡，人们纷纷后仰，站着的人手在空中胡乱抓着，跌坐在别人腿上。 腿被压疼了，还没喊出来车又钻进一片云雾中。四周白茫茫的，啥也看不见，只能看见前面的车影。凉丝丝的雨雾迎面而来，浸湿了头发。邻座的“三虎”拍拍我的肩膀，向后一指，我回头一看，不禁一声惊叫:距车轮一尺就是悬崖，一只松鼠在树梢旁边摇晃！赶紧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祈祷:“老天保佑！

行驶中有人看到前面那辆车拉的是女生，便要求司机超过去。当两车并肩时，我们就“噢～”“噢～”地起哄，当时我们把和女生搭讪称作“拼火儿”，企图引起关注。结果媚眼儿没被招来，却引来了几下愤愤的白眼。这是女生五连的车队，她们和我们是同一天出发，由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一个个灰头土脸，早已失去往日的袅袅婷婷的风度和叽叽喳喳的笑声，一声不响的坐在车厢里，如同一群沉默的土拨鼠。

休息时才发现一车行李都拥到了车厢前面，争先恐后的，唯恐落后就会被颠下去。行军壶里的水所剩无几，路边供应站的开水总有股子“高汤”的味道，这些水是用炒菜的大锅煮出来的，有异味儿在所难免。

当日到宁陕县老城兵站，吃的是猪肉炒花白，馒头和稀饭。离开餐厅时半拉馒头、厚厚的肥肉片扔得到处都是。几天后，当我们5806部队学生3连全体弟兄们吃着死面饼子南瓜汤时就会满怀深情的缅怀在老城兵站被我们抛弃掉的肥肉片子，真是“暴殄天物啊”！在小河边的树林里，我拾到一个类似核桃的绿疙瘩，想也没想的就咬了一口。结果嘴麻了半夜，我咬的是油桐，也明白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第二天车队走的是川道，从宁陕县到安康县恒口镇顺风顺水的一路快活。

傍晚到恒口，在安康剿丝厂的大库房里，几百号人打着地铺睡在里面。我们和配备的连干部见了面。晚饭后在门外散步，听说带队的军代表去和车队管事的商量，恒紫公路基本修通，明天车队能否再送一程？前一批进山的学生连是从恒口走到紫阳的。临睡前得到准信儿:明天车队将把我们送到紫阳。

第三天，我们坐着汽车进了紫阳。在恒紫公路上看到不少学生装扮的人背着行李在恒紫公路艰难跋涉。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回想当时送我们进山的司机师傅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紧张的操作，小心翼翼的把我们送到恒口。接着一鼓作气又把我们送到紫阳县中学接待站，真是完全彻底的共产主义精神！

八月二十一日吃过早饭，离开紫阳县中学，沿着汉江左岸向着东方前进，踩着脚下横七竖八的石头，顶着头顶隆隆的开山炮，手提装着脸盆牙缸的网兜精疲力尽的急行军。经过十几里崎岖山路到了紫阳东边的终点:石门沟。我们的行李被褥由货运帆船同时送达。

石门沟口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满滩的大石头。没有预想中的欢迎队伍，更别说敲锣打鼓的欢迎人群。从沟口的两座陡崖之间穿过走进沟里，里面豁然开阔，是一片收获后的稻田。看到铁道兵战士们正在拆除民房，施工的吆喝声、号子声响成一片。几个身材矮小戴着藤条安全帽的陕南女民工站在路旁，对我们指指点点。累死累活的走进三营营部的会堂，一个只有顶棚而无围墙的大房子时，累瘫的我们横七竖八躺倒一片。听说三营的领导要来讲话，这才不情愿坐了起来。

王营长、高教导员、郭副营长和我们见面。王营长在讲话中首先赞扬学生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告别家人参加襄渝铁路建设，这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会场里响起一片掌声)他又引申到国际局势，讲了一通。随后话锋一转，说由于营建工程跟不上，大家先要在后山上的老乡家借住一个时期，待把你们自己的在汉江边的营房建好后才能搬下来。(会场里的嗡嗡声随即放大)“什么,要我们自己盖房子,事前你们完全可以搭些帐篷啊！从西安走前不是说我们要和铁道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吗？是不戴领章帽徽的军人。这么快就变了？开什么玩笑！没有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我们认了，体谅施工紧张。没有欢迎宴会，我们也认了，原谅营部的挂一漏万。可总不能拿压缩菜、南瓜汤应付我们啊，到这里的第一天，居然吃的是没有发起的死面馍！我们可都是从大城市里来的。这是什么鬼地方，要啥啥没有，还得自己盖房子！我不干了。回西安!还我们户口！”

会场形势急转直下 有人哭出了声！接着是一片嚎啕，“哭声直上干云霄”，月亮也躲进云层，不忍看这凄凄惨惨的画面。一位大胡子同学揪住军人的衣领咆哮:“把我的户口还给我！”有人踢翻了汤桶，南瓜片流了一地。那位“白如飞”豪杰，“泪飞顿作倾盆雨”哭声似狼嚎一般……

会场内外的军人们吃惊地看着我们“无法无天，”事后一位军人对同伴说:“从西安来了一群小捣蛋！”

经过三营领导们的反复劝说开导，这一群人才逐渐安静下来，又背起行囊，上了山。

这就是铁道兵二师5806部队三中队学兵三连组建之初的一段插曲，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它已逐渐被人们淡忘。

在我参加铁路建设工程的两个月后，我生平第一次领到我的工资二十六元（两个月），给自己留下几元钱的生活费后，把大部分二十元钱寄给了父亲，并在汇款单上注明“给爸爸抽烟用”。

半个月后接到父亲的回信，他在信里表扬了我，并嘱咐以后不要给家里寄钱了，把钱存起来，等以后有时间了，买票回家一趟，和家人一聚。他哪里知道，工期极为紧张，连队是不会同意你请假回西安。我在工地上干了两年，直到修通小米溪隧道后，才有机会和我母亲见了一面。

（校对：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