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家山纪事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省里各单位的招工人员，拿着2107工程指挥部的分配名单陆续来到襄渝工地，组织带领六九级各连学生前往自己的单位报到。首先来到我们5806部队学生三连的是陕西省水电工程大队和陕西省电信工程大队。已经停工学习了十几天，大家都是望眼欲穿，焦急地、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两年零八个月了，不就盼望着这一天早点儿来到吗？

和煦地春风吹拂着我们的面庞，我们年轻的心早已按捺不住地飞离，盘旋。

  在连队的操场上，指导员宣布了这一批人员名单。其中有我，水电工程大队。招工干部说今天这两个单位的职工户口在西安。

散场后同学们与我们先行的47人握手辞别，宿舍里，六班的“吴老肥”（吴凤祥）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呆呆地看着我们谈笑风生，突然大放悲声！边哭边哽咽着说：“完了，完了！你们这一批一走，我们剩下的就没有回西安的份了！呜呜呜……”我们停止了欢声笑语，围在他身边安慰着，劝说着。他仍抽泣不止，眼泪糊了满脸！瘫在床上，如同一尊悲痛欲绝地弥勒。（后来，我们在西安休假时得知：我们走后的第二天西安某军工大厂就以照顾老职工子女的名义把吴老肥收编入厂，终于圆了他的西安梦。）

四月十二日一大早，大家你抬我扛帮助我们把行李送到卡车上，与我们挥手告别。

别了，三连；再见了，石门沟！当日下午，车队到了位于阳安线上的恒口车站，我们换乘“闷罐子”继续赶路。同车厢还有5806部队学生一连和我们一起分配到水电大队的同学，他们坐在车厢的另一头。

一路上，一连的同学比较沉默，坐在草铺上不吭声。默默地看着我们在打牌、聊天、吹口琴。三连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甘寂寞的！从恒口开车后不久，我看到一连的一个同学站在我的木箱上探头探脑地看风景。凭什么呀？竟然站在我的箱子上！我过去也站在箱子上，毫不客气地用肩膀把他顶开，独霸了窗口，全然不顾他不满的目光！后来我们认识了，他叫李源春，略懂太极，如“野马分鬃”，“双峰贯耳”；再后来，他调走了；再再后来，他成了三线合唱团男声部的台柱子之一！

到了阳平关，列车停了下来，要换电力机车牵引。我和刘天明下去散步，走到车头，看见有一人正在窗口张望，就很尊敬地询问：“叟（叔）！能否上去看看？”此人把头缩了回去，一会儿又伸出头来，表示可以！我俩爬上机车驾驶室，呵！有好几个人呢！除了司机，另外三个“叟”是铁道部来巡视的。他们询问了我们的身份，得知是从襄渝铁路工地回来的建设者，又问工程进展如何？我们据实回答。宝成线是我们国家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谁不想多看看？其他连队的同学也挤进来参观，驾驶室里人越来越多，把我挤到最里面了。聊了一会儿要开车了，我们走向车门，我在最后，感觉有人拉我的衣服，原来是他们还想了解一些问题，把我一个留下了。

列车平稳地启动了，感觉不到任何震动，他们放在操作台上地茶缸子里的水没有一丝波纹。驾驶室很安静，除了司机呼叫的口令，听不到轰轰隆隆地声音。随着加速，接触网架子越来越快的从头上掠过，一个个隧道也被很快甩到身后！我自豪地告诉他们小米溪隧道的坡度是千分之三呢，他们相视一笑，说宝成线是千分之三十，要用两台机车牵引呢！千分之三，算不了什么。听得我直咋舌，赶快转移话题。

车到凤州站，他们要换班了，我们互道再见，我又回到闷罐子车厢里。

后半夜，正睡得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叫：“到了到了！快起来！”七手八脚把行李卸到站台上，列车又开走了。黑灯瞎火地，破旧的一排平房是候车室，这是蔡家坡。又不知过了多久，来了两辆大桥车载着我们二十余人，颠簸了好一阵子，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上来一帮子人，嘴里说着欢迎同志们来到工程局！吃饭吃饭！啊！这就是我们的新单位：陕西省水电工程局，也是石头河工程指挥部驻地。随便洗了洗，我们吃上了飘着葱花，调着油泼辣子醋，浇着肉臊子的臊子面。两天没有吃过热饭了，味道真香啊！这是我在工程局食堂吃的第一顿饭，三天后仍齿颊留香！当时，水电工程局招收了大量扶风、岐山、眉县的民工，大师傅们做岐山臊子面都是行家里手！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的特点被他们言传身教保存了下来。

在随后的学习班里，被告知：我们的户口的确在西安，但是多数人要在工地工作，回西安只是一部分。最后我和宋建力、崔立奇、杨永健、穆鹤龄、马长安等被分到一小队，付宝华、赵中朝、张林、原俊胜、王宏忠、朱建恒与刘天明分到西安。

当时，工地上主要的施工机械有推土机、碾压机、松土机和铲运机。我们驾驶的是履带式东方红--75铲运机。四缸四冲程柴油发动机。什么气缸、活塞、曲轴；什么导向轮、驱动轮、支重轮等等有关知识，经技术员的培训，我们很快便掌握了。一队隶属于工程局第一机械大队，有各类施工机械一百多台（套），装备精良,队伍年轻，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队伍的成员可分三类：一是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职工；二是七零年招收来的插队知青，人数也是最多；再就是我们，三线学生也是主力呢。

在石头河工地呆了不到一个月，三线人参加了五丈塬夏收、“列席”了队医的批评会（此事后面再说），随着指挥部的部署，我们一队全体拔营起寨，转战位于凤翔县的冯家山水库工地，开挖溢洪洞的泄水槽部分。我们的行李被褥用卡车运了过去，住的是先前村民们搬迁后留下的窑洞。我和永健以及另外三个同事住一孔，其中一个是陕北人，贺永强，也是我们的“洞主” ，人高马大，鼻梁直挺，宽额长脸，为人豪放直爽，是个典型的陕北汉子。

  由于工期很紧，稍作修整，我们就上机实习了。

  我的师傅姓李，蓝田人，是1958年入伍的汽车兵。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在青藏公路跑车多年，从不把领导党领导，一次领导盛怒之下撕了驾驶证！后来他在工程局里当了一名铲运机手。我对他很敬畏，每天都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脾气火爆，因和团长吵架，等早上都不用提醒，和师兄们就把车打扫的干干净净，几十个黄油嘴注满黄油。私下里我曾跟别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这话传到他耳朵里，尽管他嘴上没说啥，心里肯定很受用！他只训过我一次，十多年后与人提及，他还“向着我呢”：“好娃！三线下来的，能吃苦，‘蔫怪’！训咧不回嘴！”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师傅开着车向土场进发，“东方红”拖拉机没有什么速度，我挂了四档仍旧晃晃悠悠地往前磨，师傅坐在一旁假寐。我也懒得伸手拉操纵杆，看师傅睡得正香，就抬起脚把操纵杆向我怀里一勾，再用手稍一矫正方向，成了！我暗自得意，依法炮制。

正在得意着呢，耳边一声暴吼：“手是干啥的！操作规范忘咧？！”

我浑身一个激灵，赶紧把身子坐正，双手规规矩矩地握住操纵杆。

我真怕他生气了给我一掌！

师傅给我承诺：以后工程局成立汽车队，他会推荐我去当司机。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文艺》在岐山五二三厂印制。编辑部的人们每个月要跑岐山一趟，去查看印刷进度，还要送去待印的稿件。1973年8月的一天，我母亲和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结伴去岐山523厂出差，路过宝鸡时 ，在我所在的冯家山水库逗留一天。她们在我陪同下参观了冯家山水库大坝、水库溢洪道工程，在工地窑洞里亲切看望了大家。我向她们一一介绍了我的师傅和师兄：师傅李顺生、“大师兄”徐中秋、“二师兄”周嘉向。

她们在工地上，看到李青梅驾驶着红旗100推土机仔细地推平场地，不由得赞叹：“真了不起，这么年轻的女娃子就能开这么大的机器！”她们离开冯家山水库工地后，施工队的工友们还议论了很久，两位作家夫人一同来到水库工地，这可是难能可贵地一件事。

工地上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可实际上到处暗藏危机。稍不留神就要出事！

有一次我开着车，准备装土。那时我已出师，独立操作了。我前面一辆是吕师傅和他的“小徒弟”,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共同驾驶的车。一路上我能清楚的看到吕师傅和他的“小徒弟”不停地说笑，虽然听不见，但可以想象老师傅怎样逗他的徒弟开心。小小年纪远离父母，小丫头整天撅着小嘴，很不开心呢。

 说话间，他们的车开进采土场，车后的铲斗已经入土。咦，不对！车头怎么翘起往旁边的边坡开去？我仔细一瞧，原来他们的车方向已偏，没有及时修正，越走车身就越往左倾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车翻了过去！一股青烟从车身下翻腾而出，如同巨人脚下的纸盒子，驾驶楼脆生生地瘪了下去。不好！我猛踩刹车，从驾驶室跳跃而下，两三步跑了过去！还没到跟前，就听到“小徒弟”在放声大哭，如丧考妣。到了跟前一看，吕师傅呆呆地坐在残破的驾驶楼里，两只眼睛木然地看着大家；“小徒弟”抓着已经更改位置，跑到头顶上方的刹车板，扯着嗓子，没命地嚎哭，上气不接下气！

大家忙问：“咋样？人没事吧？”

问了七八遍，魂魄才回到吕师傅身上。他说都没事，两人被“哈湿塌（吓坏了）”了！

没过几天，我们看见戴着草帽的吕师傅开着没了驾驶楼的拖拉机在工地上溜达。见了我，吕师傅的徒弟魏晓诚就像阅兵场的将军一样，很潇洒地朝我挥挥手！他还挺乐和！

 当时在工地上每天有三角钱的野外津贴。咱不说现在的补助，那没法比。出满勤，月底会有九块钱入账!和三线比起来，我们常觉得这是笔“不义之财”。

 那时我们都年轻，“吃饱了连狗都不饿”的时候。多数人没有养家糊口的负担。我们每逢月底拿到钱就想着怎样花着痛快，花得舒心。

 刚进队里的时候，女工们议论纷纷：“咱队来了一个白娃，一个黑娃”白娃是永健，他那个白，就跟得了白化病差不多。黑娃就是本人了，“黑是黑，是本啬（色）”夜里不用涂炭，可以参加特种兵。

 某个星期天早上，白娃和黑娃商量着，到千河对岸镇子里 “扫荡”一番。逛街，再吃上一顿。工地伙房的玉米面发糕吃得人倒胃口！刚走到河边，就看见两个当地女中学生正站在岸边犹豫。一高一矮，其中长得挺高的那位，眉清目秀。看到我们准备涉水过河，高个子赶紧走来，对着我一番“演说”。这里是宝鸡、凤翔和千阳的交界地，她的方言“抑扬顿挫”我也听不懂，打着手势好容易才弄明白，原来她是想和我们结伴过河，好有个照应。“怎么办？”我拿不定主意，征询白娃的意见，他坐在沙地上正在脱鞋，挽裤子。

 他坏笑着说：“那行，你把两个都抱过去！你看这水，多急，弄不好出了事你就是个垫背的！”

 他说得没错，河水翻腾着浪花，看着就眼晕。

 看我们不愿意，那两个只好挽起裤腿小心翼翼地淌过去了。

 湍急的河水齐大腿深，凉嗖嗖地，我们随后歪歪倒倒过了河。

 上了岸，见两位女生斜靠在树下晒太阳。看我们走过来，其中矮个子鼻子里还“哼”了一声，流露出不满与鄙夷。我们头也不敢回，三两步上了河堤。

 虽说逛了也吃了，可我们心里总有点缺憾。不应该啊！怎么就拒绝别人的求助？这难道是三线人的做派？

 下午回来过河时，心存侥幸地四下一望，什么都没有！

 心里的别扭好长时间才散去。

 回到窑洞里还没休息呢，永健的师傅就进来告诉晚上去伙房打狗，让我们做好准备。用官方的话就是“我们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永健的师傅是平利人，姓凌。比我们小两岁，可是进队时间比我们早两年，毫无悬念地成了师傅。他很顽固的保留了山里人扛枪打猎的美好习俗，不管转移到哪里，他的箱子里总是存着霰弹，墙上挂着心爱的猎枪。冬天打野兔，夏天打野狗。

 夜幕降临以后，我们几个蹑手蹑脚地走近伙房围墙，埋伏了下来。这一向伙房总是遭窃，还总找不到线索。马厨子英明地判断：准是野狗干的。

 凌师傅提着枪，猫着腰，摸索到菜堆后面蹲了下来。就像是华尔的洋枪队进了三元里，鬼鬼祟祟地。

 大气不敢喘地等到半夜，我们都睡眼迷离了，忽听凌压低了声音急促地说：“来了！”就在我探头的同时，一声震耳欲聋地枪声在我耳边响起，耳朵嗡嗡直响。一阵凄惨地犬吠，我们跃出掩体，早已准备好的钢管、木棍朝着目标一阵猛打！血从狗嘴里、耳朵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功夫就没了气息。凌师叫上贺师几个人，就地剥皮开膛。窑洞里支起两摞子砖，放着一根木棍，水桶吊在上面，下面是煤油炉。马厨子准备好的调料包放进去，连夜开始炖肉！

 第二天早上蒙蒙亮，我们被叫醒，吃狗肉！我是第一次吃狗肉，味道确实不错。虽说肉不太烂，但我们仍是狼吞虎咽，吃了个一干二净。准备倒掉肉汤时，建立阻止了，说是一层油倒了可惜，不如给他留着，以后还可以炸馍片！真是闻所未闻，狗油炸馍片？

 过了几天，我们吃过狗肉的人嘴上都长出撩浆大泡，上火啦！姑娘们见了都捂着嘴直乐。

 建力的“狗油炸馍片”也没了下文。

 满嘴都是撩浆大泡得治哇，可是队里的晁队医却被停职、隔离了。

 晁队医是从某县招来的，人长得标标致致，曾是村医，读过几本书，医术还说得过去。有个头疼脑热的去找他，开几片阿司匹林顺便再给你打一针，也就没事了，尚未听说他治死过人。但是他也有个烦恼，就是有个身在农村、啥事也不懂的婆娘。“咱放过牛，扶过犁，扛过枪，跨过河（渭河）”，见过大世面，身边有这么一个农村糟糠，想起来就一肚子气，不配哇！队里的年轻姑娘大有人在，每天在他身旁飘过，看得他春心萌动，天天上火。偶有年轻女性上门求医，他就像狗欢迎归家的主人，百般殷勤，只差摇尾了！

 还是在石头河工地的时候，队里的女工“小牵牛”害感冒，找他诊治。由于发烧，“小牵牛”头重脚轻，昏昏噩噩，也没在意队医在自己身上的摸摸捏捏。看她不反对 ，队医的两只手如同惊蛰后的草蛇，开始在丘陵、草丛、湿地间肆意游动。

 小牵牛年届十九，是从渭河边的一个小城市招来的社会知青。个子高挑，身架单薄，由于缺乏阳光的爱抚而脸色略显苍白，鼻子下一张略往外翻的嘴唇如牵牛花而获此诨名。她涉世不深，不谙男女之事。被队医一番撩拨，身体内部似乎被唤醒，急切又不知途径。第二天又来医务室，队医头天晚上因怕对方告发而一夜未眠，今天见她又来而无愠色，不由喜出望外！越发温言软语，体贴有加，行动更进了一步。

 这对野鸳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医务室不够隐蔽，又转移至河滩、山林。最终被一位工友撞见，东窗事发。

 施工队领导十分震惊，感到此事乱了纲常，应加以严厉制止，要“杀一儆百”，要召开全队大会进行批判斗争！

 会场气氛十分严肃，队里的职工男女分开而坐。我们几个三线职工坐在主席台后面旁听。民兵队长先是粗略介绍情况，然后就让队医“老实交代！” 队医此时想蒙混过关，浮皮潦草地检讨了几句。他哪里知道，同是“一头沉”的民兵队长早就渴望着听一番“狗男女”的风花雪夜！他大喝一声：“不行！要交代细节，要详细！”队医看看凶神恶煞地民兵队长，知道这一关是躲不过去的，也明白民兵队长的目的，便像竹筒倒豆似地从头道来。堪比甫志高的交代，更详细、更彻底。

 在场的全体职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几个年轻女工被羞红了脸，头埋在胳膊弯里不敢抬头。

 转到冯家山工地后，他们两个并没有因为受到“批斗”而收敛，而是变本加厉地幽会。羊圈、碾坊、废弃的窑洞，一切能利用的地方包括旁边的玉米地，都成了他们相会的场所。

 当地老乡跑到领导那里“告御状”：“队长啊！我的羊受了惊吓不产奶了！”“书记哇！地里的苞谷压倒一片，莫收成啦！”

 眼看“十大”就要召开，大好形势不能毁在“一小撮”手里。领导们开会研究，决定让新来的副指导专管此事。

 他和自己的副手民兵队长如此这般地一番商量，队医的命运就决定了。

 由于工期紧张，抽不出人手，大会批斗也转为小范围的“挽救”。地点就设在队医的窑洞。我们所住的窑洞与他的窑洞相距不远。透过窗户能看到他腰弯成九十度，在交代罪行。每天都能清楚的听到声嘶力竭地咆哮，同时能听到手掌与肉体接触时的脆响！威胁他：再不改正就押往保卫处，开除！持续了一个半月，队医每天出来时，脸上总有红印，脊背被汗湿透了。然而令我惊讶的是：这两个男女仍在约会！可想而知，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这天中午，我拿着饭盒去打饭。路过队医的窑洞门口，看到他站在门前，两眼无神地看着远处，头发蓬乱，脸上还留着被击打后的痕迹。他的这种神态，最近几天我们见得多了，也没人理会。等我们吃了饭回到宿舍的时候，负责监管的民兵队长站在一个土丘上，慌乱地朝着人们挥手，让大家上去。

 我爬上去一看，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队医躺在地上，衣服凌乱，浑身是土，两只手抓着衣领，躺在地上直蹬腿！两只无神的眼睛环视着周围，渐渐呆滞。旁边躺着一只搪瓷缸，里面散发着浓重的“敌敌畏”的味道。人们决定送往工地指挥部抢救，我和永健正要动手，贺师傅扭脸对我说：“你别动，你们还没结婚，这种事有我们就行了”

 他们找来一张旧毯子，抬起队医就往医院跑。此时的队医已经不太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喉咙里呜噜呜噜地响着。

 工地指挥部医院的大夫们，用了全部手段进行抢救。洗胃、输氧、静脉注射，甚至切开了气管。经过一天的抢救，最终宣告：抢救无效而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喝下的敌敌畏里面，掺加了大量酒精！加速了有机磷农药的扩散与吸收。

 身为医生采用了“很专业”的死法，让抢救的人无从下手，的确聪明！但是他的聪明用的不是地方。

 随后人被抬了回来，停放在加润滑油的仓库里。找了一位当地老农，为他洗脸、穿衣。老农不知死因，一边擦洗，一边唠叨：“唉，年纪轻轻，咋就死了？该让咱去死哇！”队里找的棺材是一公分厚的包装箱，装殓时发现短了半尺，也不想重找，就把人蜷着腿侧身放入。在崖畔下找了一块地，匆匆埋了。只有坟包，没有墓碑。他的家人始终未见，“小牵牛”因为被工友严加看管，失去自由，也没能给他送终，在她所住的窑洞里哭得两眼红肿。

 半年后，溢洪道工程如期竣工，我们又转战咸阳碱滩（现在有一个很花哨的名称叫金旭路），投入工程局基地的早期建设。

 早在年初，工程局就答应我们户口在西安。现在也该实现承诺了吧，经过我们不懈地努力，我们几个先后调回城里，结束了颠沛流离地工地生活。

 后记：有我们三线人参与的冯家山水库，于1982年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关中西部136万亩旱地得到滋润，此后还给宝鸡供水，以缓解城市用水压力。         

 1993年通车的宝中铁路在冯家山水库边上，蜿蜒通过。

 千河边的冯家山，这一块土地注定无法宁静了。

（校对：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