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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故事-----(2)

作者:铁二师 王抗林 发布时间:2019-09-30 点击数: 稿件来源: 责任编辑:

1919 年腊月三十,我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高平县一个贫农家庭。因为穷,吃不饱,大人们希望孩子们能吃饱饭,所以弟兄几个依次名字便成了大囤、二囤、三囤、四囤 然而每年地里的庄稼交过租子后,粮食所剩无几,一家老小根本吃不饱。奶奶饿死了,双胞胎的叔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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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腊月三十,我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高平县一个贫农家庭。因为穷,吃不饱,大人们希望孩子们能吃饱饭,所以弟兄几个依次名字便成了大囤、二囤、三囤、四囤……然而每年地里的庄稼交过租子后,粮食所剩无几,一家老小根本吃不饱。奶奶饿死了,双胞胎的叔叔被卖。不满6岁的父亲被送到地主家,狠心的地主让他放猪、放羊、放牛,苦不堪言。后来父亲逃出来,到沁源县做长工。
           抗战前夕,爷爷在共产党地下组织跑交通,全家被追捕,这时父亲只能东躲西藏。1937年初,党组织找到他,送到黄河日报社(共产党的敌后报刊)工作。这个时候,组织上派人告诉他,爷爷参加地下交通站的一次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会议人员全部被日本鬼子烧死在窑洞里。从此,父亲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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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2月,在父亲的坚决要求下终于到了部队,实现了打鬼子,为爷爷报仇的愿望。当时,司令员刘金轩(中将1959.11-1975.08曾经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得知他是烈士的孩子,没有正式的名字,说:“要报仇,打鬼子,不得胜利不回家。你就叫得胜吧” 。父亲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王得胜!
       在部队,父亲英勇杀敌,不怕死,多次立功,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7月父亲调四野9旅,战斗中头部、胸部中弹,养伤期间,组织上安排在沁源县王家园养伤。伤痊愈将要回部队时,由部队刘司令员夫妇介绍,与村妇救会主任的我母亲订婚。
          1946年,母亲随刘司令员夫人到了部队。老妈说,那时部队行军打仗,很费鞋。山西老百姓做的军鞋非常有名气,百纳鞋底上“革命胜利”、“解放全中国”等打成一个一个麻绳疙瘩,非常结实耐穿,棉布帮子穿在脚上特别舒服。她做了十双军鞋带到部队。老爸带侦察连执行任务回来,一见到我妈:“部队要打仗,你来干什么?”老妈说:我也来参战!“你个小小的丫头还能打仗?麻烦!”我妈可是比老爸小一轮。“我给你送军鞋来了。”“通讯员!把这些鞋,给各班发下去!”老妈想留一双,被老爸一把夺过去交给了通讯员。然后,老妈就被送到家属队,总算没被送回去。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进发,父亲、母亲跟随部队从湖北打到陕西。在陕南军区,母亲被派到湖北郧西干校学习。父亲继续在他的55师,那时这支部队很能打胜仗,父亲多次立下战功。安康、商洛乃至陕西的解放,55师都有浓浓的一笔。不久,老妈被调到机要处。一个在前方打仗,一个随机关战区运动,谁也见不着谁。1947年10月老爸调陕西军区;妈妈在陕南军区,直到194919岁的老妈被派去山阳县当县妇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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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1月老爸调陕西独立师,那时全国解放了,他们终于在年底结婚。
        1951年我大姐出生了,那时部队、地方都是供给制,两个人两地分居都没时间,孩子放在保育院全托。 19516月父亲调西北炮校高炮营。1953年为了参加抗美援朝,老妈老爸将出世不久的我二姐送回山西老家。1956年他们终于稳定下来,有了一间部队的宿舍。一个组建二炮教导队,一个在政府工作。那时,已经有了我和大弟,我们被全托给保姆在西安南大街。
      1957年父亲转业到陕西农林厅,后来建立了林业厅。父母都到了西安,我们还是没能回家。他们好像太忙了。那年有了我二弟。1959年爸爸妈妈调到从上海搬到西安的海军工厂,他们总算在厂里有了两间宿舍。姥姥姥爷来到西安。我才和大弟回到家,不久我们家就有了小弟。这时,我家有6个孩子,两个老人和我父母(二姐始终在山西老家寄养)。大姐始终是全托,保育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插队,只知道她学习好,戴眼镜;曾以全省第三名成绩考入师大二附中,1968年到宝鸡插队后被保送宝成仪表厂一直到现在,没太在家待。
       父母一直很忙,母亲负责两个车间的工作,活性炭的713714车间为海军生产救生圈、船体所需的材料。父亲在领导岗位,也都没有时间管我们。于是我还不到入学年龄,就被工会主席带到土门小学,学校提出厂里必须支援24张课桌和凳子,才能收我们厂里的孩子学习。厂里做到了,孩子们就近上了学。因为年龄问题,我成了学校唯一的旁听生。
        每天,姥姥掂着被包裹过的小脚做饭,姥爷为厂里绿化、打扫卫生,每月18元钱补贴家里。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定量,副食限量。姥爷每个礼拜天推着自行车,前边坐大弟、后边坐二弟,我提着布袋子跟在后边,一直走到西郊很远的地方,姥爷会用竹棍做一个叉子,夹榆树、槐树叶下来装袋子里,我和大弟跟在农民后边捡他们不要的红薯、菜叶。晚上回到家,姥姥一锅一锅把这些树叶、菜叶烫出来,第二天活上杂粮面给我们吃。一次回山西老家过年,二弟被留下了。家里的孩子就剩下我和大弟、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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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家吃饭是分等级的,姥姥总是给爸爸单独做饭,她说爸爸是最辛苦的;妈妈上班,姥姥想方设法要让妈妈吃饱;姥姥说我们几个长身体,粗粮、寀窝窝也要让我们吃够。姥姥和姥爷总是最后收拾完桌子才在厨房吃,那就是剩下什么吃什么。早餐好一点,老妈给我和大弟每人一毛钱,三分钱的豆浆、七分钱的油条。我每次只买一根油条,三分钱攒着。一节竹子三分之一处锯一个口,就是我的存钱罐了。我还真攒了一竹筒小钢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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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家里只有两个鸡蛋。姥姥说,这是给你爸爸的,鸡蛋合着韭菜包饺子。姥姥包饺子是一绝,手捏的皮,可圆了,放上馅两手一挤就是一个好看的元宝饺子。两个弟弟盯着筛子里的饺子,眼睛瞪得圆圆的。“叮铃”!终于听到下班的电铃响了!姥姥说,去楼梯口看着你爸从办公楼出来告诉一声,我好下饺子。于是三个脑袋同时在楼梯口出现,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办公楼门口,爸爸刚出来,三人边往回跑边喊:回来了,回来了!姥姥赶快煮饺子。也许是爸爸有事在院儿里耽搁了,饺子放桌子上了,热气、香气弥漫一屋,爸爸还没回来,三个小脑袋在桌旁挤在一起。姥姥用筷子把一个饺子夹成两半,给两个弟弟一人一半,小弟吃的直说:好香,好香!等了一会儿,我又到楼梯口去看看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时,大弟在那里喊叫:三姐,三姐快来,小弟偷吃爸爸的饺子!我赶忙跑进屋,只见小弟一手捂着自己的眼睛,一手拿了个勺子舀了一个饺子往自己嘴里塞,还咕咕叨叨说:我没吃,我没吃!哈哈,现在想起来,还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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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父亲被林业厅派工作组到石泉,后来又被省委派到安康、镇坪、石泉县参加三线建设。最终留到了安康地区的石泉县。全家也就都服从组织的需要到了石泉。母亲在厂里党委分工管供销、后勤、家属委员会,忙的不亦乐乎,做饭、洗衣都是我的事。
       1983年元月父亲、母亲双双离休,1993913日父亲因病逝世。
       父亲作为烈士后代,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著名的“临汾战役”、“百团大战”直至打过黄河,解放陕西。战斗中曾多次多处负伤,直至离世时头部、胸部的弹片依然伴随着他。
        和平年代,他服从组织需要,上过黄龙山剿匪,做过城市安全保卫;革命需要他在机关,就认认真真干好自己的工作,需要他到工厂,打起背包到工厂、下车间,从没有过怨言。当组织派他到安康,他是带着非常严重的胃病,只身到陕南山中为三线建设做前期准备,修公路、架桥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在镇平的两年时间,使那个只有几万人的小县,成了第一个村村通公路的县。当他来到那座1948年建立起来的石泉栲胶厂时,那里已经停产,技术人员申请调离,厂子靠卖机器过日子。父亲在老工人的支持下,他们一起找回了被卖掉的机器,请回已经离场的技术工人,从附近的生产大队借来粮食,带着炊事班炕的锅盔,上山“打楜树皮”、“收橡子”,汉江放排回厂,开始了“抓革命,促生产”。直至把这位“栲胶之母”推到省级、部级,成为中央驻石单位。每一年过年,他都要给那些为厂子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工人、家属工去拜年。家里的年夜饭,他总是在等的菜热了一遍又一遍才疲惫的回来,却因为胃疼没法坐下来吃“团圆饭”。他总说:工人辛苦了一年,工资低,还要靠家属工才能养活老老小小。
        这厂子,可是全靠他们啊!过年了,看看他们,也是一点安慰。那时,当我家在厂区还是两家人合用一间厨房时,他已经为老工人改造旧房、新建厨房。为了改善工人食堂的伙食,带领工人们挖鱼塘养鱼、种莲菜、养猪。当厂里有了援外任务时,他带着工人、家属、孩子们一起加班、接胶、缝袋子、印字、进库房,让炊事班送到车间的烩面片,乐的大家笑红了脸庞。酷暑,厂里自制的“清凉剂”送到了第一线,工人的干劲儿哪里是用金钱来衡量得了的!当厂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他请来了省里的头牌歌唱家和工人们同台联欢,欢歌笑语满满的溢出了厂。那时的篮球队、合唱团,回回都在全县、全地区、全省拿大奖。厂成了香窝窝,那是何等的辉煌!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
他的付出,工人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他说,这是工人和家属们的功劳。栲胶厂从一个旧世纪跨入了新的世纪,为全国的栲胶事业培训了无数个技术人才,从天山之巅到渤海之滨,栲胶厂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石泉栲胶引领中国栲胶事业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老工人对他的爱护,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炊事班因他的胃病,总是把米饭多蒸一会儿,那时不时的一碗蒸鸡蛋悄悄地放到了眼前。下车间时,一碗茶水总是在需要时到了面前。农村的工人回家,他把我们家好点的衣服、被子、床单拿去让他们带回家,那些工人也总是回来带些自家种的土豆、红薯和一些菜送来,老爸和老妈总会塞一些钱给他们。
         很多年了,父亲和部队一直很亲近。那年,为安康运输物资的部队枪支受到“造反派”的威胁,父亲让部队首长把枪支藏到了我家小屋顶的阁楼里,看枪的班长也住进来我家。取枪时,部队首长握着老爸的手说:老首长,感谢你!多亏有你啊!父亲说,谢什么,咱们是一家人啊。
        1970年襄渝线建设开始了,铁道兵兵站建石泉。老爸得知兵站办公没有合适地方,主动腾出党委会议室和四间办公室,解决了兵站的燃眉之急,直至兵站转场。就连水运队,也驻进了厂里的大库房。学兵奔赴襄渝线,老爸去县里要求,让上三线的孩子们在厂里餐厅吃饭吧,我们伙食好
我家的故事-----(2)(图9)。回来组织家属们煮鸡蛋、烙油饼,像当年老百姓支援前线一样,带着滚烫的开水迎接那些部队带来的“学娃子”。
      197010月,一张应征入伍通知书,我到了铁道兵部队。临出发,老妈在我床前坐了一夜,早上,部队的车来了,老爹只说了一句话:好好干,不要忘本,当个好兵!二炮请老爸讲传统作报告时,二炮首长陪着到隔壁的新兵连看我,“咱们孩子到二炮来当兵吧?”二炮首长说。“只要是当兵保家卫国,在哪都一样。”1973年老爸患上了胰腺炎,我回家看望,第三天他就催我回部队。我说我有7天假,他说,部队让你回来看看我就可以了。我现在好着呢,你早点回部队!
      老爸老妈离休后,组织上让他们到西安去居住,他们已经不想离开这青山绿水和熟悉的人们。后任厂长说,要盖职工楼,如果加宽一点可以多一个单元。老爸老妈就从那政府盖得小院搬到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直到2003年,才换了一套三室的房。只要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二话不说服从需要。
          老爸患癌症多年,一直都是老妈一人照顾,从不要我请假照顾他;也不准我告诉远在外地工作的姐姐和弟弟们。弥留之际,断断续续给我说,不要想组织要求什么,不要开追悼会,一切从简。在单位要谦虚谨慎,多学习,好好工作,对得起组织的培养,不要忘本……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的嘱咐,让我刻骨铭心!
       老爸走了,老妈和小弟一起过,照顾小弟和孩子。小弟患上了脑梗,她拒绝请保姆,一直到她自己肺部积水、心脏积液、蛋白缺乏、高血压等疾病压得她喘不过气,夜晚常常咳嗽的不能入睡,两个月住了三次医院,这才同意我们给她请了保姆。
    现在,我的家从父亲一个孤儿延续到现在,四世同堂近30人。父母都是在部队学的文化,我们家现在的大学本科生就有好几个,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住上了宽敞的房子,过年回来一大家子,打地铺也不愿到宾馆去住。那是老妈最最开心的时候。老妈总说,要是你爸能看见就好了!我们都赶紧打岔,哪有几个人活一百岁?你来吧?长命百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校对:心系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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