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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兵报的故事】【兵报的故事】我与《铁道兵》报的情缘
作者：铁3师13团陈树青
发布时间：20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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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铁道兵》报的情缘 铁3师13团陈树青 《铁道兵》报于我来说就像一个苗圃，我是从这个苗圃里成长起来的一棵树，也是这张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我57年的人生旅程中，有38年与这张报纸紧密相连，每天想的，每天做的，就是在这张报纸上发一篇稿件。 自从我
《铁道兵》报于我来说就像一个苗圃，我是从这个苗圃里成长起来的一棵树，也是这张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我57年的人生旅程中，有38年与这张报纸紧密相连，每天想的，每天做的，就是在这张报纸上发一篇稿件。自从我入伍到铁道兵，在新兵连看到《铁道兵》报时，我就喜欢上了这张报纸。在每天的读报中，我吸取营养，我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从一粒仅有写作希望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一天天一年年地成长。从连队报道骨干、团部宣传股报道组的报道员、处宣传科的新闻干事，到局新闻科长、记者站站长，并被《铁道工程报》聘为特约记者，后又被正式聘任为记者，每一步成长都凝结着这个苗圃的园丁们的心血和汗水。
1980年11月，我从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山区小村入伍来到大兴安岭林海雪原修建塔（河）十（八站）铁路的铁三师十三团，在新兵连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全连一百多号战士崭新的皮大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部被老兵们给换走，有的被换过多次，从崭新到半新，直到背上被磨破、撕破成一个个口子的破旧大衣。新战士们就穿着这个，在零下五十多度的寒风中接受训练，这仿佛是经过一场大战后正在修整的队伍。每 一个新兵战士心里都有一股怨气，但大家都是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我在当兵之前对部队的美好愿望被打破了。这种不正之风有人管吗？我试着给《铁道兵》报写了一篇读者来信，但并没有作多大指望。
1981年3月5日，是我们结束新兵训练，下老连队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在《铁道兵》报发表了第一篇稿件《换大衣，风气不正伤感情》，也就是这篇报道，给我当兵的岁月里带来了诸多磨练和考验，我当时被分到机械连队，后来有人对和说，如果这篇报道早发表一个星期，或者我们再晚分配一个星期，我都会被分到施工连队去接受锻炼，因为《铁道兵》报纸从北京到大兴安岭塔河县正好要一个星期。我不知道这一篇报道有如此大的反响，我们团两个新兵连的连、排、班干部全部受处分，我们新兵连长和排长提前转业，我们班长提前复原。还有一些老连队的干部也受到处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意外，对受处分的连、排长们十分歉疚，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他们，特别是我的老班长。如果没有这篇报道，他就可能留下来，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然而这件事给我自己也带来了不少麻烦，在机械连队合并时，我被下到了施工连队，宣传股几次打报告调我上报道组，都没有得到批准。
从换大衣这件事被纠正，我看到了新闻的力量。因此在以后的连队生活中，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道路多么曲折，也不管多少人嘲笑讥讽，我对《铁道兵》报始终是一往情深。我们连队夏天搞房建，从挖基础到砌墙、盖顶，每天都有定额，干得十分疲劳，回到班里，就只想倒下休息。但别人可以，我却要硬挺下来，从连部找来《铁道兵》报认真阅读。冬天维修隧道，主要是在永安隧道抱冰，防止隧道边沟的涌水结成冰溜覆盖钢轨。有时也去“瓦拉干”（一条河流的名称）里面的山上砍火烧木，拉回来给连队炊事班做饭和各班烧“地火龙”，去时站在卡车的马槽里，到了山上，踩着没膝的积雪，将一根根粗大的桦树锯倒，截成段，抬上车，回来时就躺在圆木上。汽车在凛冽的寒风中行驶三十多公里，回到连队，嘴冻麻木了，说话不灵便，脚冻僵了，费很大劲才从大头鞋（毛皮鞋）里脱出来。大家都围在地火龙上面的铁板跟前取暖，我却跑到连队去找报纸看，《铁道兵》报几天才来一张，找不到时便悻悻地回到班里，找到了就非常高兴，从一版到四版，对每一篇文章都要仔细地阅读。读完一遍又把有些重点稿件重读一遍，直到感觉对那些稿件的写作方法全部熟悉为止。报纸读完后还要送回连队，和连队文书说好，等清理旧报时，把《铁道兵》报给我留着，拿回来做剪报用，把自己认为好的文章剪贴下来，作为范文，经常阅读和参考。我们连队住的是帐篷，帐篷里打的是“地火龙”，“地火龙”上搭的是通铺，跟大炕差不多。我们班12个人，下班后有打扑克的、下棋的、说笑打闹的，仿佛要把帐篷掀翻。但不管别人怎么闹，我都能够静下心来，坐在“马架凳”上趴着炕沿读书写作，那痴迷程度，真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地步。我在帐篷“风斗”里搭了一个简单的写字台，晚上吹熄灯号以后，用柴油灯照明，夜深人静，趴在写字台上写作，向《铁道兵》报投稿。作为文革期间上学的中学生，两年的高中还差半年时就参军了，底子薄、基础差，眼高手低，写作抓不着要领，语言表述能力差，投出去的稿件都石沉大海，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有一个执念，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总有一天会发出稿子来。
大兴安岭塔河县是一个深居林海雪原的边陲县城，那儿的新华书店书籍并不丰富，而我的津贴费也不多，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仍然自费购买了大量古今中外名作家的作品，好在那时候一本书一般都不超过一元。在这个期间，我读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子夜》《红旗谱》《家》《春》《秋》《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等现当代名著，以及鲁迅、孙犁、赵树理、高尔基、雨果、歌德、契诃夫、伏尼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作家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还有一些文学理论书籍和诗词散文，甚至把《新华字典》当书一样一页页地读。
1983年5月，经多方努力，特别是得到当时已经从我们师调到铁道兵创作组的崔金生的帮助，我终于被调到团报道组。在连队两年多时间的读书写作虽然没发表作品，但经过两年多的打基础，在写作方面我攒了一点儿底子，写作起来也比较顺手了，这个下半年我作为专职报道员在《铁道兵》报刊稿7篇。
1984年兵改工，我们团改编成铁道部第十三工程局第三工程处，开赴河北省宣化县，担负大（同）秦（皇岛）铁路李家嘴隧道和郭家大桥的施工任务，处机关随迁到一个叫颜家村的山沟里，在著名作家丁玲当年体验生活的桑干河边安营扎寨。此时，《铁道兵》报已改名《铁道工程报》。大秦铁路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是比较容易出新闻的地方，在这里我学会了新闻的更多写作方法，从消息、特写、小故事、小通讯到小报告文学，还写了一些诗歌散文。然而，给这张报纸写了这么多年稿子，却还没去过报社。1987年我第一次去报社时，才认识了经常给我编稿的几位编辑，比如钮鲁生、田望生、罗光明、季炳章、梅梓祥等编辑老师，也因此与报社编辑建立了更多的联系。
1990年，局党委宣传部成立新闻科，我从三处调到宣传部任新闻科副科长，并被聘任为《铁道工程报》特约记者。当时，在十三局接下这副担子是很沉重的。十三局在兵改工期间，原有的老报道骨干都复原转业回家了，报道员都是一些新手，全局报道工作处于落后局面，被局领导称为210工程。即《铁道工程报》倒数第二，《人民铁道》报倒数第一，全国性大报为零。为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争取领导支持，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措施，鼓励全局专业和业余的报道骨干写稿，另一方面，我主动争取《铁道工程报》领导和编辑的帮助，为局处举办的报道骨干培训班讲课，还邀请编辑和我们报道员一起到局里承担的大型项目工地采访，为我局培训了一批报道骨干力量。使十三局的报道工作从最后一名逐年上升，全国性大报一年一个台阶，最好时名列总公司系统第三名，跨入先进行列。《中国铁道建筑报》每年有三个以上工程处被评为先进单位，局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
1995年，我被局党委任命为宣传部新闻科长，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国铁道建筑报》取消特邀，正式聘任为本报记者。
我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不成熟的稿件，到如今已是38个春秋，报纸从《铁道兵》改为《铁道工程报》又改为《中国铁道建筑报》，从4开4版改成对开4版，从铅字排版到胶版印刷、激光照排。然而，不管形式怎么改，我始终是这张报纸的忠实读者和忠实作者，这38年来，我以本报为中心，在搞好本报新闻报道的同时，也在中央和地方的数十家报刊发表了大量稿件，粗算一下，有两三千篇各类稿件。这些作品中也有值得回忆的，比如汶川地震的现场报道《走出映秀》《映秀在泪光中站立》，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时的长篇通讯《大旗飘扬》《共和国，我们向您报告》《挻直我们的腰杆》《走进映秀》，大兴安岭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长篇通讯《走上高高的兴安岭》《走进林海雪原》，非洲亚吉铁路通车时的报道《草坪夜话》《非洲的行板》《走进非洲的中国速度》等等通讯都在《中国铁道建筑报》刊发，这些成绩的取得，我都得感谢这张报纸，因为我是这张报纸培养起来的，是她供给我的营养，使我从一粒种子，一棵小苗逐渐成长为一棵树，虽然算不上一棵参天大树，但毕竟是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树。
去年底，按照集团相关规定，我退居二线，今年3月被借调到中国铁建杭州地铁8号线项目总承包部办公室做一些党建秘书方面的工作，因为不在岗，没有参加今年记者换证考试，也就自动退出了记者系列。虽然现在已经五十七岁，已经不是本报记者，但初心不改，仍然坚持阅读每期《中国铁道建筑报》，时不时地写一些工地的新闻稿件或者散文作品，以此保持着与报社的联系。
藉此纪念毛主席为《铁道兵》报题字66周年之际，我向培育我成长的这个苗圃，向过去和现在的报社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校对：郭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