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铁路第五次上马的背后（之二）

在西部创业人的脊背上，铺下漫长而风雪的岁月，即使造福人类的阳光，也丢失了暖意。他们只有在理想的张力中获取力量。

1976年8月，一位享誉历史的塔山名将，携一怀英风扑天而上。他一个连队一个连队慰问战斗在风雪高原的指战员们。

在铁七师33团的那天上午，司令员要在机械连和战士一同就餐。团里安排拉去一些肉蛋食物。

机械连已多日断肉了。吃过饭，司令员要走时，全连为其送行。一个叫李芳民的新兵捧着小饭盆，还扒拉着捡肉吃。连长李春明走过去踢他一脚，吼道：“馋死鬼，不长眼吗？”

这一幕被司令员看到了，他说：让这位战士吃好，不吃好，修路哪有力气？”

几日后，吴克华司令员到昆仑山南面的清水河冻土试验基地去视察，在那里施工的是31团一连。事先，有关部门给一连连长李益德打去电话：首长中午在连队吃饭，生活要搞的好一点。

不料，中午的菜，除了土豆，就是压缩菜。师长朱章明大怒，没回避司令员，把李益德大骂一顿。他实在忍不下为七师丢脸的这件事情。

这时，司令员站了起来，给大家敬个军礼，他说：“这不是连长的错，我是司令员，战士们没菜吃，是我的责任。”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眶里凝满了泪水。

后来，在吴克华的直接过问下，在青藏高原施工的铁道兵连队，每月增加200斤猪肉，200斤黄豆。

本文以这个细节开篇，而是对应比铁道兵更苦的另一种生活，那就是坚守在风火山搞科研的科学家的生活。

从1960年春天起，风火山便成为中科院冻土研究所的科研基地，那是一粒微弱的火种，燃烧在冰山雪峰之间。

可以想见，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风火山是一种什么生活？

可以想见，当青藏铁路第四次下马之后，他们仍坚持冻土科研直至青藏铁路第五次上马，他们所经历的又是一种什么生活？

可以想见，铁道兵用8年的时间，修通哈尔盖至格尔木600多公里铁路，用8年时间说不尽经历过的艰难困苦。中科院的科学家以及坚持科研的铁路工作者，40年又经历了多少悲悲切切的苦楚？

40年，除了天空和大地，为生存作证的只有冻土与时间。他们用40年的理想与追求，吃苦与奉献，打造了与昆仑同高的精神高原。

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老青藏精神，托起时代的红轮，鸣响了天路的汽笛。

青藏铁路建设时期，有一次世界冻土大会在兰州召开。大会开始之前，我发现会议主持人、中科院院士、著名科学家程国栋先生走向我的邻桌，邀请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士到主席台就坐。老人婉拒了他的邀请。

我想，能让会议主持人诚恳邀请，这个人绝非是平凡之人。她是冻土界科学家常常提及的周幼吾女士吗？于是，我给她递过去一张纸条。她看后，向我笑笑说：“我是周幼吾。”

周幼吾，安徽庐江人，生于1936年，父亲周新民1926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任民盟中央秘书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周幼吾1953年留苏，1954年入莫斯科大学地质冻土研究室，从事冻土研究。1959年7月回国，分到中科院地质所。这年12月，中科院成立兰州冻土研究所，周幼吾第一个报名，走进了冻土王国。

那时，周幼吾刚刚结婚，去大西北也没和爱人商量。1960年2月，她来到兰州，在著名科学家施雅风的指导和领导下，搭起冻土科研的台子。

1960年3月，青藏铁路冻土科研大会在西宁召开，周幼吾立即赶到会场，她向会议主持人毛遂自荐说：“我是中科院从事冻土研究的，我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为青藏铁路的冻土攻关作出贡献。”

从此，她与青藏铁路结下不解之缘。她上高原时，已怀孕4个月，由于高原严重缺氧，缺吃少喝，缺乏营养，她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

她是高干子弟，是留苏高材生，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安逸舒服的工作，安居于都市。

但她深知：牛顿选择艰辛，落地的苹果才敲响了困惑的地球；爱迪生的艰辛，宇宙里才增添了亿万个额外的白昼；肖达和达.芬奇的艰辛，声波和色彩才获得新的自由。

而冻土的破解，正需他们这一代人艰辛与智慧的探求。

青藏铁路第一次下马后，周幼吾和她的同事关于冻土的科研工作却没有停止。1961年这一年，他们在风火山，唐古拉山的温泉一带科学考察长达8个月之久。没吃的，没喝的，没吸过一口氧气，没有高压锅，做不熟饭，只好把饭先煮后蒸，反复加热。没有水，为一桶水，常常要跑十几里路。没水时，常常几个人去抬冰，融化后再吃。海拔5000米的高原，坐着都喘不过气来，十几里路担水抬冰，这日子神仙都难熬啊！

周幼吾说，作为女人，她曾3个月没洗过一次澡。

遇到狼是常有的事，每逢吃饭的时候，饭香漫过草原，往往招来几只狼围着他们的帐篷转，似乎向人类叙说它们饥饿的痛苦。他们20多人挤在一顶帐篷里，没有男性和女性之分。夜间解手，怕遭到狼的袭击，往往男的端着枪给女人站岗，或女的端着枪给男人站岗。

科考队里没有民工，爆破、挖坑、钻孔、全部自己干。在这个群体里，没有领导和群众之分，没有科学家与技术员之别。蓝蓝的天空，覆盖着他们不安的思想，每座山，每道水，都系着他们的肝肠，他们的目光盯着冻土，播种着未来的希望。

周幼吾领导的风火山一带的冻土科学考察，是第一次冻土科研工作的野外练兵。周幼吾说，要攻克青藏高原的冻土，不带出一批冻土科研人员来，事业是不能继续下去的。

1961年的这次科学考察，仅风火山就形成了18万字的冻土考察报告。在呼啸的荒原，在那顶简易的帐篷里，年轻的周幼吾披着大衣，用三天的时间修改完这份报告。这是一份非常全面、资料充实和比较系统的报告，为青藏铁路的西进开启了一道希望的缝隙。

为了安心冻土工作，她把同是留苏的丈夫马友群调到兰州，安排当了工人。马友群是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研究的是高温合金。好在泥土不埋黄金，粉碎四人帮后，他被调到中科院化学物理研究所，后来成为该所党委书记。

周幼吾先后任中科院兰州分院冻土组组长，冻土研究室主任。文革中作为走资派她被打倒，一生气，她翻过昆仑山，继续研究冻土。造反派想把她揪回来，但由于精神缺氧，谁也不敢贸然走上风火山。周幼吾笑称：“缺氧的环境也是政治的避风港，创业精神在这里是无敌的。”

1978年青藏铁路下马，这时，周幼吾的父亲周新民已迈入生命的黄昏。为照顾老人，社科院和中科院出面把周幼吾调回北京。

周幼吾思想斗争十分激烈：1960年，她只身扑上高原。20年后，她难道又回到当年出发的地方，享受生活吗？功未成，名未就，事业真的会被荒原雪山融断尘缘吗？

1979年，父亲病逝后，周幼吾再次向组织要求返回大西北，到冻土的科研第一线去。

有人劝她：“工作、户口都进北京了，还去大西北干什么？”

周幼吾答：“干我的冻土研究！”

诚如诗人所言：既然脚下踏着波澜，就注定终生恋着波澜。因研究冻土，周幼吾把一生交给冻土，交给前方没有标出的航线。

1980年她回到兰州，任中科院冰川冻土所副所长，主持冻土的科研工作，如冻土科学家程国栋、秦大河都是她麾下的科研主将。

返回大西北后，周幼吾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将冻土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经费，列入国家的科研计划；二是建立了风火山冻土观测站。

周幼吾的《中国冻土》一书，是当代中国最具权威的一部关于冻土研究的科学巨著，对中国冻土的治理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她起草写这部书稿时，同行预言，这部书若是写完，周幼吾不累死，离死也不远了。

周幼吾答：“就是累死也值，没有冻土科学的理论指导，青藏高原何时腾飞进藏的列车。”

吴紫汪是福建晋江人，生于1935年。他是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在兰州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用顺口溜给自己画像：

远看是要饭的，

近看是中科院的，

头剃的像狗啃的，

都是自己拿推子推的。

他笑称：这首顺口溜不仅是我的画像，也是我的生活。

国务院青藏铁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铁道部常务副部长孙永福形容吴紫汪是“一位肝胆不全的人”。由于长期坚守在风火山上，他患了肝病，切除了一个胆，患了肺病，患了心脏病，满口牙丢光，满头黑发掉得留个几根稀不拉叽的头发。就这样，他还是像一枚钉子，把自己死死地砸在高原上。

1961年，吴紫汪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他随着那年寒冷的秋风，一头扑在风火山上，每月28斤的口粮不够吃的，他用寒风和雪花填充饥饿。他说，青藏铁路冻土区的野外考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为给大家弄些吃的，他常常拿着面袋子到沱沱河兵站或五道梁兵站，把过路战士吃剩的剩饭、剩馒头提回来，给自己的同伴吃。因此也就有了“远看是要饭的”这个雅号。

吴紫汪毕生坚持在风雪高原的冻土科研攻关，是我国冻土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先后主持和承担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区铁路、公路、人工冻结凿井等国家和省部委联合攻关、重大及重点项目20多项，成功解决了冻土区工程建设中复杂的技术难题，在冻土的冻融性质、冻土强度、蠕变理论和工程防冻害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世界突破性和首创性研究成果，为国际冻土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主持完成了“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并担任第一、二任主任，1984年获中科院“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1988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获国家计委等八部委授予的“金牛奖”。

他是共和国的老黄牛，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在风火山上也遇到，抑或说也创造一个个荒唐尴尬的事情。

60年代，条件艰苦，吴紫汪所在的野外考察队没有汽车，从格尔木上山，或者从风火山下山，都是拦截过路的车。但是拦车谈何容易，十有八九都会遭到拒绝。一次，中科院一位考察队员患病，急需到格尔木住院治疗。拦又拦不到车，怎么办？

吴紫汪说：“我来出马。”他往头上围了一层花围巾，扮成女的，背对着车来的方向举手拦车，果然把车拦了下来，躲在路边的两位同志赶紧把患者扶到车上。吴紫汪说，男扮女装，拦车的事他没有少干。

青藏公路沿线荒无人烟，过往司机也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为了安全起见，一般不愿意半路上带男人上车，尤其青壮男性，因此女同志拦车有极大的成功性。原因是司机怕寂寞，车上若是有女同志聊天说话，一是提神，二是不累。

吴紫汪的父母兄妹皆在国外，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门打开，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少弃国而远去异邦。吴紫汪的父母兄妹都有让他出国的想法。父亲说，你在大西北挣一辈子的钱，也不如我一个月挣的多啊，如果不愿闲吃饭，我给你找一份工作。

当亲人们把吴紫汪的科研成果发布出去以后，竟有多所名牌大学要聘吴紫汪为教授。但是，为了他心爱的冻土事业，他没离开风火山，没离开时刻可以夺命的海拨5000米的高原。他用殷红血的图案簇拥着自己的白骨，供奉高原和铁路！用短命的代价去滋养有意义的人生！在生命禁区他以孑然一身的壮丽，给历史和未来签名。

68岁时，吴紫汪彻底的退休了，回到花园般的厦门。由于常年在高海拔地区野外工作，身患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抢救，不幸于2009年2月28日在厦门去世，享年74岁。遥远的昆仑送去哈达，那是最美的一片白云……

王占吉是披着解放战争的炮火与抗美援朝的弹雨而走上铁路战线的，他把荣誉和勋章交给历史，一头扎在风火山上。他是领导者，是政工干部的典范。在风火山的日子，他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他仍鼓励和团结大家坚持冻土科研，并保护科技人员。研究室里有因海外关系等原因被“内部控制使用”的技术干部，王占吉信任他们，大胆使用，从不另眼看待，成为科技人员的良师诤友。

他个子不高，又在战场上负过伤，但在风火山抡大锤、打钢钎，年轻人打多少锤他打多少锤。他是工农干部，由于勤于学习、不耻下问，他成为一名冻土的科研专家。1980年，50岁的他因病不幸去世，他留下感人的遗嘱：“我活着没有看到青藏铁路通车，死后，把我骨灰一分为二埋在风火山上，向西的面向拉萨，向东的朝着北京，我要看着从北京飞来的火车从我脚下奔向拉萨。”

2001年6月，原铁道兵十师、今中铁二十局三上风火山，他们把王占吉一分为二的骨灰合葬一处，并立下墓碑，了却其永远陪伴着青藏铁路的夙愿。

周怀珍1923年生于甘肃天水。从1961年5月起，他一直坚守在青藏铁路冻土科研第一线，直至1983年12月退休。他是风火山冻土定位观测站的第一任站长，由课题组协助他建立了西北所冻土定位观测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他都严格执行，并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徒弟。

周怀珍在风火山整整坚守22年，由38岁站到60岁。三个孩子出生他都不在妻子身边；母亲逝世，他也未能为其送葬，被誉为“风火山上不老松”。22年，他把自己站成山一样的脊梁，站成雪域高原的精神标本。

在风火山上，人们最怕的是孤独，最盼的是来人，最渴望的是家信。可盼来的有喜也有悲。李宗保收到的是母亲临终前的绝笔信。无奈只好用草扎个小花圈，放入水中随河水流走，以寄托哀思。

黄高典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跌跌撞撞跑到对面的山上，跪在没膝的深雪中，朝着家乡的方向除了痛哭，还是痛哭……

铁路职工的苦，也被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惦记着。1976年8月，在格尔木，吴克华专门接见了西北所冻土科研人员。

陈卓怀回忆：“那天，铁道兵第一指挥部来人把我接到指挥部会议室。一进屋，只见一位老将军，带着师、团首长及总工，起立迎接我和冰川所几位同志，我们受宠若惊。将军坐定，拿出笔记本，戴上老花镜认真听我们的冻土课，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课后我们要回工地，司令员一把拉住我说：“老九不能走！”留下我们吃饭、喝酒，之后，派专车送我们回工地。”

1978年10月，青藏铁路下马的消息，被原铁道兵十师政委张少华将军知道了，他冒着高原反应的危险，从北京来到高原，又一次走上风火山，挥笔写下一首七律，表达他难以说尽的复杂情感：

横空海拔云天外，

酷暑严冬昼夜来。

晚盖丝棉寒未减，

午披烈日热难排。

狼狐幼仔今何在？

白壁公园已半埋。

莽荡荒山今再上，

欣然又见雪莲开。

（校对：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