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的故事

52年前的那个新年，我是在新兵连度过的，河北涞源的太行山里一个叫浮图峪的山沟，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公路一边是我们的营房，另一边是水流湍急的拒马河。大家知道，刚当兵离开家乡时新兵都穿着新军装，只是没发领章和帽徽，在新兵连训练了十几天后就到了新年，我当兵前是不在意新年的，农村孩子都只记住春节，那才是真正的年。

 我们是铁道兵，在新兵连的训练很苦，生活也不好，顿顿混吃高粱米饭，也吃不到肉。新年这天中午，食堂为我们改善了伙食，吃了一顿大米饭，还有肉菜，这让新兵们欣喜若狂，更令人高兴的是，发领章和帽徽了，只穿军装还不是真正的兵，戴上领章帽徽才算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了。

 这天，北京一家照相馆来人了，专门给新兵们拍照片，于是，我穿戴整齐拍了一张二寸黑白照片，除了领章和帽徽之外，照片上最醒目的是那根白色的口罩带，从颈后伸出来，掩在衣襟里面。这是我在家乡时从一个小伙伴那里学来的，当时，这个小伙伴在生产大队部照相时，就是戴了口罩，不是捂在嘴上，而是掩在衣襟里，等于是一种装饰，我觉得感觉特好，便在拍参军第一张军装照里，模仿他特意戴上口罩，把口罩掩进衣襟，外面只露出白色的口罩带。那时的口罩都是很简陋的，白纱布制作的，里面有好几层纱布，用缝纫机扎几道，口罩带是一条白纱绳，先把口罩挂在脖子上，然后向上一翻，扣住嘴，再把带子的两头在脖子后面系上扣。那时在农村，口罩不是公社医院的医生的专利，讲究一点的青年人也都喜欢赶时髦，戴个口罩，不是为了防尘和病菌，而是为了好看，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好像戴上口罩就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增加一点美感。我自然也受到一些影响，参军时特意带了一只口罩，照相时这个口罩派上了用场。现在想起来也感到好笑，我当的是铁道兵，在太行山深处修铁路，打山洞，架桥梁，营地附近十几里难得见到一个老百姓，这口罩戴给谁看？只能把照片寄回家给亲人朋友们看了。

 当时，我们营房的河对岸就有一个连队，每天隔河相望，他们扛着钢钎铁锨上工，穿着的工作衣当时抗美援朝战场上那种棉衣，上面一道一道的。说实话，我们心里忐忑得很，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在哪里？诗和远方就是这个样子？

 新兵训练结束，我恰恰就分到了河对岸这个施工连队，打的是铁岭隧道，这回不用自己买口罩了，连队给每个战士都发了口罩。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口罩，黄蓝相间的颜色，里面是海绵，样子怪怪的，有点像简易的防毒面具，我感到很新鲜，完全不知这种口罩意味着什么。进入隧道施工我才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多么艰苦，而口罩就是为了减少吸入粉尘而配备的。那时打山洞可不像现在，盾构机轰隆隆一响，很快就把一座山钻透了。我们打山洞完全是一个经历炼狱的过程，用风枪打炮眼，当然，我们比早年的老兵们抡大锤打炮眼还先进了一些，节省了体力，但风枪钻出的粉尘却比大锤打炮眼多了很多。这样，口罩就必不可少了。我是在风枪班，我们打的隧道在半山腰，山下有一个压风机房，电力启动压风机，胶皮管道把压出的风送到隧道里的掌子面，连接在风枪上，驱动钻头飞速旋转，风枪还带有液压装置，控制风枪的升降，搬动开关就可以抬高或降低，以便打不同位置的炮眼。一般掌子面要打几十个炮眼，一个工班把这些炮眼打完，装上炸药，点火放炮后就可以下班了。三四台风枪怒吼，震耳欲聋，在掌子面上，我们都要戴两层口罩，还是挡不住弥漫的粉尘。打风枪还分干风枪和水风枪，我们打的是水风枪，也就是将一根黑胶皮水管连接在风枪上，用压力把水注射到钻头的位置，尽管如此，掌子面还是粉尘飞扬，两层口罩也抵挡不住。可以想象，那些打干风枪的战友们该是何等艰难，难怪很多老兵退役时都得了矽肺病，我的老班长就是其中之一。每天下班，大家都沾满脸白色的粉尘，甚至眉毛、耳朵、脖子都是白色的，像戏剧里的白脸丑角。我刚到风枪班时，带我的是一个1969年入伍的广东兵，叫刘兴，他个子很高，大约一米九左右，眼窝深深的，一口广东普通话，好在我还能听懂，他教我如何掌控好风枪，如何避免把炮眼打偏，特别是有时钻杆会折断，特别是打低位炮眼时，如果不能在断的瞬间把风枪支架降下来，几十斤重的风枪会突然前倾，带动身体扑下去，低处的半截钻杆会扎穿肚子，那是非常危险的。我对刘兴老兵一直深怀感恩，以前通讯不便，联系不上他。有了微信后，我通过战友帮助，终于与他联系上了，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们都铭记着那段生死与共的岁月。

 离开部队后，我几乎没带过口罩。直到2020年初，我去南京参加一个笔会，时近春节，散会后我去武汉女儿家过年，就从南京直接去了武汉，不想这次武汉之行，让我与口罩深深结缘了。

 武汉疫情突发，紧接着封城，全国都紧张起来。本来我是打算过了正月十五就返回我居住的城市，结果被封在了武汉。

 女婿是封城前几天从深圳回到武汉的，当时武汉的气氛还不算紧张，但微信里已经透出疫情严重的消息，我们还没想到会闹成后来那样。女婿还想过年带全家人回他的老家，封城前一天，我们还带我那大外孙女去协和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事后大家都感到后怕，万一去医院被感染了新冠怎么办？不过当时家里从网上买了好几大包口罩，一般的医用口罩，还有N95口罩和儿童用口罩，足够用的，我们去医院时都是“全副武装”，口罩、鞋套、手套、消毒液。封城令下，整个武汉都高度紧张起来，全城人都留在家中，大街上不见行人，买菜都是在网上买，戴口罩去小区门口取。我是整整在楼上困了4个月，解封后立马逃回自己的家。在高铁车上，我也是草木皆兵，N95口罩捂得严严的，如临大敌，医用胶皮手套也戴在手上，发防护镜架在鼻梁上，在车站，在车上，手不敢乱摸，似乎身边的每个人都是隐形炸弹，偶尔有人咳嗽一声，所有人的目光就会“刷”地集中过去。回到自己家里几个月后，渐渐地人们对疫情没那么紧张了，口罩不用戴了，该聚会就聚会，该娱乐就娱乐。就在人们以为疫情过去了时，石家庄又称为焦点，据说疫情是境外输入的，很快又被扑灭了，这时，在全国，戴口罩的人已经很少了。几个月后，我再次去武汉，却发现，不知是心理上的阴影还在，还是武汉人的防疫意识普遍较强，大街上，无论男女老少，人人佩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人很少，这时与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给我以很强的感受。是的，我曾与他们并肩战斗过，深知他们对疫情的极度恐惧，在这座城市，佩戴口罩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不用任何人交待，不用政府号召，这种自觉性是发自内心的，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有效。

 应该说，这次全球新冠疫情，是有史以来人类佩戴口罩的最高峰值，人数之多，地域之广，都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而口罩的形式也都五花八门，颜色也是五颜六色，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有粉色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有绿色的，应有尽有。而在我国，戴的口罩多是海蓝色的，这种颜色让人视觉上很舒服，如果是一大群人站在一起，每人戴一只口罩，远远望去，那就是一片大海，每个人脸部都是一小块海洋，这很有诗意，因为它体现出了人类的团结和战胜病毒的力量。

 不知不觉，戴口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居住的城市和许多城市一样，乘坐公交车必须佩戴口罩，这是一年多来一直坚持下来的规定，不戴口罩司机会拒绝你登车，而乘飞机和地铁，也是这样严格要求。乍一看，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这是事关所有人安全的大事，人们都习惯了这种要求，偶尔有人不戴口罩，还与司机发生争吵，也没有人会支持他，而是选择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安全站在一起，同违反规定的现象作斗争。这也体现出我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尽管有些人对于戴口罩是一种敷衍态度，公交车上，很多老年人戴的口罩脏了，显然已戴了很长时间，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了，戴口罩就是应付一下。还有的人把口罩兜在下巴上，而不是捂在嘴上。我曾在抖音里看到一个男人搞笑，他在自己戴的口罩上挖了个小洞，在那个小洞插一支香烟，边走边吸。不管怎么说，口罩进入了人们的自觉意识里，形成了一种共识。

 尽管如此，疫情还是有所反弹，北京、大连、青岛、绥芬河、通化、新疆、云南、广州、石家庄、西安等城市都发生过感染情况，回过头来想想，假如我国也像美国那样自由，民众可以拒绝戴口罩，可想而知，今天疫情在中国该会是什么状况。

 恐怕生产口罩的国内外企业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这种极普通的医用防护产品会一夜间脱销，供不应求，许多城市都有万人空巷抢购口罩昼夜排长队的盛况，武汉出现疫情时，有不少有爱心的海外华人自费采购大批口罩运回祖国，帮助祖国的亲人们度过难关，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小小的口罩，捂住我们的嘴，也把深深的爱印在了我们内心深处。

 看了相关记载才知道，口罩最初的原型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几百年前才由外国人改进到医护口罩的样子。而今，口罩发展得越来越美观实用了，在抵御病菌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时光匆匆，转眼我从那个十七岁的青年军人变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但那时第一次戴上领章帽徽的情景依稀在目，这一生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也承受了太多的变故，但那张当兵时的第一张老照片我还一直珍藏着，每每看到这张照片，就想起军营岁月，仿佛自己还不曾老去，还会一直年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