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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写一封信(上)

作者:专栏作者刘金忠 发布时间:2022-03-17 点击数: 稿件来源:兵网文学创作中心 责任编辑:丁芳

我从事文字工作大半辈子,这期间,写过很多信,也收到过很多信,如果把一生收到的信件保存下来,应该有满满一大箱子了,可惜,几十年来并没在意保留这些来往信件。那么,以前收到的那些信件呢?

 突然想写一封信(上)(图1)

  我从事文字工作大半辈子,这期间,写过很多信,也收到过很多信,如果把一生收到的信件保存下来,应该有满满一大箱子了,可惜,几十年来并没在意保留这些来往信件。那么,以前收到的那些信件呢?我赶忙到柜子里去寻找,还好,有一部分还在,有亲人写给我的,有朋友、战友写给我的,也有一些是报刊社编辑寄来的采用通知或退稿信,看到这些信,看到信封上和信笺上那些熟悉的地址、姓名以及墨水渐淡的字迹,我的心才有些许宽慰,这都是有关我个人的历史记录,这些信件我必须好好保存,也许,若干年后,它们就成了文物了。

  于今回想起来,自己竟有多年不曾写信了。我最早写信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的家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的老家在河北,他没上过学,解放前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就留在辽西一个县里工作,病退后居住在一个叫小峪的小山村里。那时,河北老家我叔叔家的一个堂哥经常给父亲写信,父亲总是让我代笔回信,一来二去我就掌握了写信的基本格式,比如抬头怎么写,落款怎么落,内容如何叙述等等。当然,信是以父亲的口气写的,落款处总忘不了写上金忠代笔字样。我小时候作文还不错,可能与我经常为父亲代笔写信有一定关系。那时,我们公社有个姓谢的邮递员,他40多岁,人们叫他老谢,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每天都要来我们村送信送报纸,老谢个子不高,又黑又瘦,话不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我们是山区,他一个人要管十几个村的邮递工作,忙得很,特别敬业,一天要跑上百里山路,路况又不好,都是砂石路,自行车颠簸中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老谢非常辛苦,有时村民见了他就热情地打招呼:“老谢,吃了饭再走吧!”老谢总是憨厚地一笑:“顾不上啊,信还没送完呢。”要知道,那个年代,每天要有多少封信在路上走,能给千家万户带来多少快乐啊。

  1970年,我参军时,父亲已经病逝了,身在远方军营里的我,就是靠一封封书信与母亲保持沟通信息。刚到部队时就听到这样一句话:新兵的信多,老兵的病多。我当的是铁道兵,施工环境险恶,都是在大山沟里,条件非常艰苦,也非常危险。有的老兵为躲避上工就泡病号。而刚到部队的新兵对什么都新鲜,加上穿上军装都有一种荣誉感,急于把喜讯报告给更多的人,就拼命写信。我在新兵连时就曾一天写过几十封信。信寄出后,就陷入苦苦的等待,需要板着指头算日期,大约这封信在路上要走几天,回信几天后能收到。那种等待也是一种幸福,等待来自那字里行间的暖心的话语,等待几千里外报来的平安消息。当然,也有例外。我当兵前,对在我们村下乡的一位女知青很有好感,当兵后就在给她的信里倾吐了爱慕之情,没想到她给我的回信只有半页纸,狠狠斥责了我一通,还告诉我,如果是这样,以后就再也不要给她写信了。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想到那个在我眼里俨然是一位女神的女孩出手竟这样重,打得我猝不及防,精神几乎崩溃了,一连几天,情绪陷于绝望的低谷,失眠,发呆,心中的苦又无法诉说,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封信,竟然会有这样大的威力。那时的军人写信都不用贴邮票,盖上一个三角形的红色印章,信就可以畅通无阻,写信再多也不会有经济负担。后来我被分到老连队后,工作就是打山洞,又苦又累,还经常发生伤亡事故。我就把自己的畏难情绪在信中透露给了母亲,母亲早年读过几年书,会写信,字迹还很漂亮,其中,还偶尔出现几个繁体字。母亲回信中对我进行了耐心安慰,其中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母亲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古话我以前不知听过多少遍,但在当时的环境里,我默默流泪了,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是在借用古人的训诫鼓励我,教育我,要迎难而上,去实现一个男子汉的远大抱负。那时,连队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特别是南方一些省的战士中有不少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写家信很发愁,只好请“枪手”代劳,我就当过这样的“枪手”,一个皮肤黝黑的湖南兵,让我替他写家信,我很痛快地答应了,他让我帮他给未婚妻写情书,我也乐于帮忙,以我当时的文字叙述能力,加上抒情发挥,信写得很有情感色彩,念给他听了后,这个湖南兵非常满意,还特地买了两包香烟酬谢我。后来,我从连队调出来,就一直在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并通过努力走上了文学之路,发表了一些作品,当上了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员。我在文工团工作时,与两个战友关系最好,其中一个已经提干了,当仓库保管员,绰号“大个子”,他比我们两个大几岁,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有共同语言,没事就在一起玩。大个子已经结婚,还有了孩子,我们两个都是光棍汉,他老婆来探亲时和我们都很熟。我们两个都知道大个子家里困难,就帮他申请了救济款。又一次,大个子的老婆来信,我们俩就想捉弄大个子一下,我们先把信封粘结处揭开,在信的结尾空白处模仿他老婆的笔迹加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家里盖房子,又生了第二胎,家里没钱了,快点寄来300元。然后把信封粘好后交给了大个子。过了一会,我们悄悄去看大个子有什么反应。只见大个子默默躺在床上,双手捧着后脑勺望着天花板发呆。我们强憋着笑问:“大个子,怎么了?”大个子看也不看我们,自言自语地说:“300元啊,我去哪里拿300元啊。”那时候他每月工资才52元,不吃不喝也要挣半年啊,这可把大个子愁坏了。我们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大个子一愣,翻身又拿出那封信看了一遍,发现了问题,知道是我们在捣鬼,起来就追打我们,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了。

  我妻子是我们一个村的,她没读几年书,与我订婚之前,从来没写过信,与我订婚后也慢慢学会了写信。我们的通信没有浪漫情书里的甜言蜜语,都是叙述家里的事和个人的近况,朴实无华,却也渗透了彼此的牵挂。我不知道,妻子当时是怎样给我写出那一封封信的,家里没有桌子,只有坐在炕上吃饭用的小桌,而四平八稳地坐在饭桌前写信不太可能,要么她是站在屋里地面上就着柜子盖上写的,要么是坐在炕上借用窗台写的,劳动之余,一个姑娘家要避开别人给自己的未婚夫写信,也是难为了她。可是,没过多久,我发现她写的信竟有了很大进步,除了个别错别字之外,她在语言的表达上和书写的条理上都无可挑剔,字虽不算好看,但一笔一画都显示了她的用功和用心。后来,她在河南参加工作后,我们的通信都始终保持着一周一封信的频率。直到我转业到地方在一家报社工作,结束了两地分居生活,我们的通信才告结束。不过,她后来还给我写过信,那在家里当我们发生矛盾时。我们家庭矛盾从来没有疾风暴雨式的冲突,没有激烈的争吵和打骂,而是冷战,谁也不理谁,在这种情况下,她会默默地给我写信,陈述对我的意见,解释她的理由和观点,往往一写就是好几页稿纸。写好后也不给我看,我发现后她还要抢回去,我曾戏称她这是“搞创作”。夫妻同居一室竟然还要写信,这恐怕在全国也不多吧,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猜想,她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采取了这种方式来宣泄内心的积郁,而我慢慢也习惯了她的这种方式,后来每当生气后她在埋头写作,我就笑问:“又开始搞创作了?”她也就不再生气了。应该说,经过我们多年的通信来往,妻子的文字表达能力有很大提高,她也看了很多书,比起当年第一次给我回信时的作难好多了,她曾说过,那封信把她快要憋哭了,面对信纸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

  我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也与书信有关。来自驻马店的一个打工青年热爱文学,我曾在写作上和生活上帮助过他,他也把我当成了亲人。我帮他介绍过工作,他没钱时我也资助过。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者,也有很传奇的经历,离开我居住的城市后,他身无分文却去闯荡天下,走到哪里就在当地打工,有钱就坐车,没钱就步行,经常要在田头、山野夜宿,多次遇到过危险,他随身只带了几本书,抽空就看书。他就这样几乎走遍了全国,还曾在拉萨租了一辆自行车独自去上珠峰,而且还真的登上了海拔五六千多米的高度才回来。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来披露我们的交往,并为他一个人的作品刊发了一个专版,我写的散文题目是《无发信地址的来信》。他去周游全国,每到一地,写了作品就寄给我,而在信封上从来不写发信地址,因为他今天在这里,明天说不定就到了另一个地方,我能理解他不具地址的原因。后来,这个年轻人在广州打工认识了一个台湾女子,与其结婚,现定居台湾了。

(图片来自网络,谢谢摄影工作者!)

(责任编辑: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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