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真事与艺术加工--报告文学写作体会之二

                                                 一、关于报告文学要不要写真人真事

       报告文学贵在真实，贵在生活中实有其人、确有其事。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报告文学创作中自始至终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包身工》中所写的包身工的衣食住行、包身工受凌辱的情况、包身工的劳动强度，包括一些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没有任何虚拟之处。夏衍在谈《包身工》的创作时说：“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的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 事实说明，报告文学只有真实，才能感动人、教育人。

       一般说来，读者读报告文学的心理状态和读小说是不同的。在读小说的时候，读者知道，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而是作家虚构的艺术典型，那曲折动人的情节，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事，而是作家虚构的故事。而在读报告文学的时候，读者认为，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真人。读者在读报告文学的时候，有一种真实感、信任感。可是，最近我和一些朋友谈论报告文学，有的朋友说，在读新闻通讯的时候，相信它是真的，而在读报告文学的时候，则有所怀疑，问其原因，他说因为有的报告文学掺假，真真假假，真假难分。我认为，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读者仅仅把报告文学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那就会丧失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优势，那就是报告文学最大的危机。

       我在写报告文学时，都像写新闻一样力求情节完全真实，数据完全准确。例如，我写《魅力》这篇报告文学，调查主人翁孙有礼廉政事迹时，多数同志介绍说他家的家具都是兵改工前部队统一配发的。为了保证情节真实，我到孙有礼家实地了解，发现他家除了部队统一配发的家具外，还有孙有礼自己买木料花钱找木工做的一套普通组合柜。由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避免了情节的失实。另外，我采写的报告文学，在发稿前和发新闻稿一样，都让当事人和单位领导审看，有些还做到“三见面”，即除了和当事人、单位领导“见面”外，还要和周围群众“见面”，听取群众的意见。“三见面”很重要，有时调查受到局限性，一些情节和数据难免有些不准，但由于有当事人、单位领导和群众把关，往往都能得到纠正。我在采写的《生活的第一站》这篇报告文学中，初稿写主人翁肖克亮成天奔波在大秦铁路建设工地上，平均一个半月磨破一双鞋子。稿子和肖克亮见面后，他说，这个事实不准，实际上平均两个月磨破一双鞋子，我及时作了改正，避免了内容的失实。此外，《铁马进行曲》和《幻想之歌》这两篇报告文学，发稿前“三见面”时，有关人员共对 5 处数据作了改正，避免了数据的不实。

                                                 二、关于报告文学个别细节可否虚构

       报告文学，不管是歌颂也好，揭露也好，所写的人必须是真人，所写的事必须是真事，不能任意虚构，即使是个别细节，也不能虚构，如果虚构，就是掺了假，就不能叫真人真事。在报告文学中，歌颂的人和事，因为他真实可靠，人们就产生了学习他的愿望，照着他去做；揭露的人和事，人们就会对他憎恨，就会进行斥责。所有这一切，事关重大，政策性强，既牵涉到人的政治生命，也关系到报刊的威信，不能有半点含糊。假如在个别细节上加以虚构，尽管是与事实出入不大，也势必会牵动全局，使人们对你所写的人和事乃至整篇文章的价值都产生怀疑。

       实践本身给了人们不少的教训。报告文学因严重失实而引起诉讼的事，已屡见不鲜。有些报告文学即使在个别地方有细小的虚构，其后果也是不好的，况且这种弹性尺度，在理论上难以界定，在实践中也不好把握。比如，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所写的数学所的李书记听科学院武衡同志报告的细节，在《人民文学》发表时，写的是李书记不知道武衡所指的取得了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的人是谁，邻座的人告诉他，那是陈景润。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文集里，却被作者修改成由李书记去告诉旁边的人：“这活儿是陈景润做出来的”。这个细节的任意改动，将这篇优秀报告文学的质量打了折扣。

       我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对个别细节可不可以虚构也有过矛盾。

       1989 年，我写《幻想之歌》这篇报告文学，主人翁刘青的同事介绍说，刘青从雷洁琼副委员长手中接过中国校园歌曲大奖赛一等奖证书时，雷洁琼对他说：“小伙子，你这么年轻就荣获这个大奖，可喜可贺！”可是刘青自己说，雷洁琼给他颁奖时没说过这句话。当时我想，如果有了雷洁琼这句话，文章就“有戏”了，况且不就是一句话吗？虚构一下关系不大，便在初稿中塞进了这个情节。但是后来我又想，如果读者知道我虚构了这个情节，就会怀疑整个文章里的事实，“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粥”。于是，我最终从稿子里删去了这个情节和有关内容，尽管文章比以前 “平”了一些，但我心里踏实多了。很多事实说明，报告文学的个别细节不能虚构。如果报告文学虚构了个别细节，就好比是粥锅里掺了老鼠屎，我们怎么能容忍“老鼠屎”去破坏报告文学的纯洁性呢？

                                                 三、关于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会不会束缚作者手脚

       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对作者来说，确实是个限制和约束，但是绝不会捆绑作者的手脚。我们说写真人真事，并不是指有闻必录，自然主义的照搬和模拟，而是指把握住所写的人和事的全面情况，选择一些典型的事例和细节，通过必要的集中、调动，加以表现。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报告文学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完全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选材，巧妙的构思而取得创作的自由。《扬眉剑出鞘》中，作者选择了栾菊杰在前进道路上的几个典型事例：栾菊杰负伤；栾菊杰在第二十八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中的遭遇；第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勇战群雄、带伤作战，夺得亚军。这些题材均真实可靠。由于作者巧妙构思，灵活运用各种文学手法，谈古论今，纵横交错，夹叙夹议，浑然一体，十分自然，并没有束缚住作者的手脚。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的。报告文学的题材本身真实性和文学性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在生活中，那些有典型意义的一刹那、能反映本质的横断面、生动形象的特写镜头，既真实，又富于文学色彩。因此，报告文学的作者只要能精心捕捉有典型意义的一刹那，截取反映本质的横断面，选择生动形象的特写镜头，是完全可以把报告文学写好的。

       在近代，许多优秀作家不为报告文学的真人真事所束缚，他们探索着运用形象思维，调动多种手法，使事实的表现带上艺术的色彩，开始从朴素的纪实境地迈向艺术表现的境地。比如，孟晓云的《胡杨泪》，描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和他的不屈意志，一开头却展开了对胡杨树的可贵特质的描写：胡杨，那生长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珍贵的树，它树干弯曲，其貌不扬，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维吾尔族牧民说，胡杨三千年，长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烂一千年。胡杨，木质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它的嫩枝、树叶，营养丰富，是牛羊爱吃的饲料，就是它流出的泪，也可以食用，洗衣，制肥皂……作者通过对会流泪的胡杨树的赞美，蓦地，联想到了农垦大学的教师钱宗仁，想起了他 20 年的坎坷经历，他的一句句话，仿佛是胡杨树上流出的一滴滴泪珠。作者依靠诗意的联想，运用比拟手法，赋予了钱宗仁以会流泪的胡杨的形象，使钱宗仁的形象与胡杨的形象融成了一体，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我们从穆青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文章这样描写劳动模范吴吉昌被造反派勒令扫地的情景：“从此，树影斑驳的村道上，人们每天看见吴吉昌弯着残废的手，拖着打伤的腿，艰难地跪在地上打扫。人们记得，这街道两旁的白杨树，还是几年前吴吉昌领回来的奖品……可是，为全村赢得这些荣誉树的人，却受到这样的折磨。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因不平而愤怒？！”作者依据采访了解到的真人真事，运用饱含深沉悲愤感情的文学笔法，营造出了一种抒情的氛围、一个寓含深意的境界，使一个高尚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以上两个事例，足以说明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是不会束缚作者手脚的。

       原载《王开忠作品选与写作谈》第十三卷《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