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报告文学写作体会之一

       报告文学是运用文学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一种文体。它是“报告”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兼有新闻和文学双重特色的边缘文体，既有新闻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报告文学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同时具有时代性、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特点。

　　一、报告文学的时代性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高尔基称文学为“时代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报告文学与现实密切，直接对行进中的时代生活和变化着的人类心灵作出反映，它比其他任何样式的文学都更突出地表现出它的鲜明的时代性。

　　报告文学的时代性，主要表现为迅速反映时代脉搏和及时弘扬时代精神。

　　迅速反映时代脉搏，或及时传递时代信息，是一切具有新闻性特征的文体的共同要求。报告文学，通过具有长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新闻价值的事实，把握时代的宏大脉搏，通过采撷生活中正在开放的花朵，反映时代的最新面貌。

　　20世纪早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硝烟弥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着整个世界。革命的风云，战争的硝烟，留下了不少报告文学名篇。恩格斯的《6月23日事件的详情》、利沙加特的《1871年公社史》、高尔基的《1月9日》、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无一不是彪炳千古的佳作。

　　在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战争和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陈毅的《江南抗战之春》、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华山的《我们还要回来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至今都使人难以忘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行各业的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为报告文学的宝库又增添了许多新的篇章。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黄宗英的《小木屋》、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陈祖芬的《催人复苏的事业》、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乔迈的《希望在燃烧》、李士非的《热血男儿》、贾鲁先、王光明的《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等，都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可以看出，报告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时代紧密结合。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总是报告文学首先以文艺的形式在报纸杂志上给予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报告文学也随之日益发展、繁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军民为四化建设努力拼搏，涌现出无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涌现出很多感人的先进事迹。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采写的克服重重困难超额完成施工任务、受到铁道兵党委表彰的“红专机械连”，20世纪80年代末期采写的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大秦铁路工地上忘我工作、荣获铁道部“建设大秦铁路先进个人标兵”殊荣的青年工程师肖克亮，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铁马进行曲》和《生活的第一站》这两篇报告文学，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脉搏的跳动，表现了时代的强音。

　　二、报告文学的新闻性

　　新闻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虚构文学的根本属性，它体现在真实性、时效性两个方面。

　　一是真实性。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无产阶级的优秀记者、国际著名报告文学家埃贡·埃尔文·基希在1935年于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拥护文化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报告文学是“艺术文告”，是“艺术地揭露罪恶的文告”，他强调“在为了作品的艺术性而从事各种努力之际，必须显示出真实性。”日本报告文学评论家川口浩说：“报告文学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用事实来说明、启发、鼓励，——这，比之悲愤慷慨的数百万言，具有更大的力量。”可见，报告文学所写的材料必须真实。正因为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景润、孔繁森……这些英雄和先进人物的事迹，有许多是借助于报告文学传播开来的。读者读这些作品，相信这是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真实故事，倍感亲切。它们所给予读者直接的思想影响和精神力量，以及读者对它的信任感，远不是其他虚构的文学作品所能企及或代替的。

　　二是时效性。报告文学的新闻性除了要求真实外，还要求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及时地传达给读者。魏巍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及时传递了前方战斗的信息，讴歌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是，他的同是反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斗争的长篇小说《东方》，却在事隔二十几年以后才出版。正因为报告文学具有这种迅速敏锐地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特长，所以人们把它誉为“文学的轻骑兵”，能够“迅速、灵活、勇猛地出击，突然出现在敌前敌后侧翼，突然出现在生活的激流中，突然出现在正是人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徐迟：《一些速记下来的思想》）。

　　本书收集的几篇报告文学，都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肖克亮刚刚荣获铁道部授予的“建设大秦铁路先进个人标兵”称号，我就作手《生活的第一站》的写作；铁道部第十七工程局被铁道部评为“党风建设先进单位”一个多月后，我就写出反映该局党委书记孙有礼做思想政治工作和处处以身作则的报告文学《魅力》；著名青年作曲家刘青获得中国校园歌曲大奖赛一等奖第二天，我就对他进行采访，几天后写出报告文学《幻想之歌》。我认为，没有时效性的报告文学是不能称之为报告文学的。

　　三、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不能虚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生活作简单的摹写。它兼有“报告”和“文学”的双重特性，即除了进行真实“报告”外，还应该具有文学性，寓报告于文学之中。它不允许虚构，却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使读者受到教育和感染。

　　文学必须有典型形象，报告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虚构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是塑造出来的，报告文学则不是塑造而是艺术地再现典型形象。小说等以生活的真实为起点，加工得越好，典型形象就越有普遍性。报告文学则以生活的真实为轨道，加工得越好，典型形象就越逼真，就越像那个真人。

　　除了形象性以外，与新闻通讯相比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主要还体现在它的艺术构思、丰富想象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

　　关于艺术构思。写新闻通讯也要提炼主题，安排、组织材料，但是报告文学所要求的构思却不仅如此。对报告文学来说，艺术构思的任务就是要再现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描绘出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图画，写出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形象。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十分注重艺术构思，使自己努力摆脱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局限，而力求透过个别去揭示一般，反映出时代的真实。同时，他们又十分注重作品情节的起伏变化，通过对材料主次详略的处理、矛盾斗争进展的安排，把动与静、急与缓巧妙地交错起来。鲁光的《中国姑娘》，正是通过纵中有横、横中有纵的艺术结构，采取为女排英雄列小传的办法，截取生活中动人的片断，着力于真实细节的描绘，加上精彩的抒情、议论，才使作品生动感人、耐人寻味的。

　　关于丰富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也就没有报告文学。把想象同虚构等同起来，从而认为在报告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不需要想象的观点是不对的。丰富想象是使报告文学增强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这种想象，并不是作者去添枝加叶，而是作者根据采访来的大量真实材料，通过头脑思考、加工，即形象思维过程，在头脑里真实地再现成一幅幅生活图景。这种想象不是简单机械的生活复制，而是复杂生活的积极再现。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最后一节写了1971年5月2日周总理参加李四光同志追悼会后，在小礼堂外对群众讲话的情景。这一幅画面，就是作者丰富想象的产物。总理讲话，总理问话，群众答话，都是真实的，但最后作者这样想象地写道：“回答总理这番问话的，岂止是地质战线广大指战员的代表，在我们祖国的每顷土地上，每片树林中，每条河流边劳动的人们，在试验室和科研所，在车间、教室和电子计算机旁进行操作和教学，在图书阅览室里研究和思考的人们，都在回答祖国的要求，完成党的嘱托——那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留下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愿！”这个想象何等丰富，不仅不会损害真实性，反而增强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在艺术享受中受到教育。

　　关于文学语言的运用。报告文学要求运用优美的文学语言，这也是它和新闻通讯的区别之一。虽然两者都要求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但报告文学却要求语言更形象，更个性化，更富于感情色彩，作者必须对真人真事所包含的语言素材进行提炼、概括，使它既真实又富有文学色彩，使读者能获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我们读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如同听到了战场上的军号响，激越昂扬；读魏钢焰的报告文学，如同置身于熊熊的火炉旁，炽烈烫人；读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好像会见了知心朋友，亲切感人。他们的报告文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主要是他们精于文学语言的运用。

　　四、报告文学的政论性

　　报告文学是一种战斗性文体，作者具有鲜明的观点和立场。它不但可以真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还可以对现实作出直接评价。在小说中，“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而报告文学既可以“流露”，也可以由作者直接发表见解，抒发感受，以点明题旨，揭示本质，给读者以理性的思考。正如巴金赞赏新时期报告文学所说的那样：“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报告文学要比小说来得痛快”（《大年三十访巴金》，1989年2月6日《文汇报》）。

　　报告文学中的议论，常常出现于叙事写人到达激动人心的高潮地方。作者写到那里，感情再也不能抑制，情不自禁地站出来议论。在《扬眉剑出鞘》中，写到栾菊杰负伤，决定继续决赛时，作者情不自禁地议论到：“呵！多么纯真的思想，多么可爱的品格！这就是我们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站在欧洲的击剑台上，经过独立的判断，迸发出的心灵火花！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凝结着战士的情操，超越了击剑运动本身的含义。我们应该为有这样光芒四射的年轻一代而骄傲！”这段议论说出了大家要讲的话。由于它带着强烈的抒情色彩，既形象又深刻，把人们激动的心情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报告文学中，议论还常常在叙述一件事情完毕，需要使人们从实践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关键场合出现。这种议论是画龙点睛式的，话不多，却能使读者觉得豁然开朗，有飞跃一步之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作者在第六部分里写到“四人帮”的爪牙攻击陈景润搞伪科学后议论道：“说这话的人才像白痴呢。并不懂得数学的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说这些话的人中间，有的明明是懂得数学，而且是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那么，这就是恶意的诽谤了。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多么精彩的议论！这个议论使读者对陈景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在理论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思想上有了升华，更进一步认清陈景润这个形象的本质。

　　报告文学中的议论，必须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基础，离开了艺术形象的坚实基础，议论就会“空洞”。《包身工》政论性极强，作者在描述了包身工的悲惨生活后，议论道：“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这一议论，画龙点睛，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感染力度。

　　原载《王开忠作品选与写作谈》第十三卷《无尽的思念》。